论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研究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吴歧范

在人类历史的文化宝库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一个是以中国封建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一个是以西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人类文明80%以上的优秀成果都源于这两种文化。中国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也包括文化的现代化，那么应如何对待这两种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渗透，我们怎样才能重塑自己的文化自信？现代化到底等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现代化是唯一的模式吗？随着经济的强盛，民族复兴需不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传统文化对百姓的安身立命、社会道德的维系还能起怎样的作用？

这些问题的致思路径都指向一个基础性的研究领域——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研究。文化是人类的某种生活方式，而文化精神即是指这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表现出的思想、观念、理论等，它解决的人根本的生存根据问题。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研究应持的基本态度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平心静气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对西方文化不是作由外而内的审视，而是浸润其中，把握精髓，为正确的文化改造和复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回首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840的鸦片战争将中西文化的交往以血与火的冲突形式展现在国人面前，中国近代社会面临内忧外患，要救亡图存，实行过各种主张、道路，都没能行通。实践证明，只有那种既产生于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否定，又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新思想，

才能适应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需要。建国后我们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方法却依然是中国化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改造自己文化的又一次尝试，它不仅没能创造出高度觉悟的现代化公民意识，却使多数中国人失去了一切精神支柱。80年代，摆脱文革阴影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期盼再次与西方化联系到一起。知识精英们盼望通过重举启蒙的旗帜，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理想。但他们走出国门之后才发现，那些曾经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理想在它的发源地正受到质疑和挑战，不仅现代化不再是西方的专利，甚至现代化目标本身也正显现出种种弊端，受到后现代性、后工业社会、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解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

中国的文化人再次感到了无所适从的悲哀。100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文化上的自我否定，他们习惯于向西方去寻求答案，他们甚至丧失了支撑自己思考和表述自己思想的独立话语。此刻他们不得不回头审视一个世纪来走过的路，调整对自己本位文化的立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而对中华民族自辛亥以来的文化选择作出反思。

中国和西方都需要站在自己的基点上来决定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比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就不断有人做着各种各样的西方梦：梦想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梦想有西方的新型工业，梦想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梦想有一种全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化„„而在西方世界中，做东方梦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之际，他

们梦想着一种中国式的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梦想着一种单纯的悠然自得„„ 可以说，这两种梦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自己所没有、所缺乏或失去了的东西的向往。西方世界现在深深感到科技高度发展的负面效应，感到物压迫人的苦恼，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老庄那种“使民有什倍之器而不用”的结论。一个孩子不能因为长大后的苦恼就不肯长大。我们不能混淆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我们应当以别人为参照，但我们更应知晓自己的基点和座标，把好自己的舵。

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有助于理解中西文化的基本特点、本质和核心，从而理性、辩证地看待中西文化；（二）有助于从文化角度认识西方式现代化的局限，理解近代以来的文化论争和文化选择，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三）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为现代中国人提供终极价值关怀。（四）可以为理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持。

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研究应该采取历史的方法。首先要进行一个比较阶段的划分，至少要划分为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当代文化三个阶段，不能以近代西方文化的观念来比中国古代文化，亦不能以中国古代文化来比西方当代文化。近年来流行的“新儒学”以“东亚四小”为模式，论证现代化和儒学的关系，其实是用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比附，在儒学中哪有“民主”和“科学”的影子呢?即使在调整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层面上，儒学亦无此深厚的功力。还有人

认为中国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也只是用中国古代文化中修身养性的一部分与近代西方文化比较而得出的。事实上，每种文化都有其生长发育的源和流，都蕴含着自身的内在智慧，文化之间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发展历程和表现形态有所不同而已。

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研究应采取科学的方法。中国现代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派分别提出了“综合创新”、“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中体西用”论由于不可能带来中西文化在根本精神层面上真正会通，已在历史发展中暴露了其内在局限性，后现代转向则使我们真切地看到西方“现代化的陷阱”而放弃“全盘西化”论。张岱年先生提出了“综合创新”的观点，他依据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在全面分析和比较中西文化的是非优劣后指出，应该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以开放的胸襟，对中西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审慎的取舍，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化的可取之处，同时坚持民族自立，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进行一种批判性的重建和创造性的转换。建设既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又不同于西方文化，既保持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这种观点是有着文化人类学上的充分依据的。文化是人的全部生活方式和习惯，是有一定的共性的，凡有生命力的价值观、思想都是可以互相借鉴和融合的，可为全人类所共享。中华民族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以及世界历史上各民族共融共生的许多成功

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既然能创造震惊世界的古代文化，今天也不会甘于昏睡、沉沦，一定会在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中迎难而上、返本开新，再造辉煌，建设让全世界更为震惊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