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抗逆力研究

组织抗逆力研究

作者：罗东霞 田雅琳 时勘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6期

摘 要：抗逆力研究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的心理抗逆力研究和宏观的社区/社会抗逆力研究较为丰富，中观层面的组织抗逆力研究较为薄弱。首先对微观及宏观层面抗逆力研究进行述评，阐释不同层面抗逆力概念的理论内涵及作用机制，由微观及宏观视角出发，分析中观层面与微观及宏观层面的异同，归纳中观层面组织抗逆力内涵及机制。 关键词：心理抗逆力；组织抗逆力；社区/社会抗逆力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6-0208-05 引言

现代组织处于复杂环境之中，自然灾难、政治动荡、金融危机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使组织随时可能陷入逆境，组织抵抗逆境的能力成为组织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很多案例表明身处同样逆境的不同组织其抗逆力程度不同。例如，位于纽约世贸中心的某投资银行在“9·11”恐怖事件中失去了39%的员工和所有的物质资产，但是仅在一年之后恢复过来并比以前做得更好，营业收入及利润均破历史纪录；在金融危机的寒流中，一些企业组织因市场的逆转而灭亡，另一些企业却在应对逆境的过程中得到成长。大量组织实践表明，复杂环境下组织抗逆力的强弱会影响组织的长期绩效。学术界迄今未对组织抗逆力的内涵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组织抗逆力究竟是组织固有的特质还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组织如何在应对逆境的过程中增长能力并获得发展，诸多问题亟须研究。抗逆力这个源自物理学及工程学的概念，从20世纪50年代起渗透至心理学领域，现在作为管理时尚而流行。但与管理实践界的热切需求不相称的是，理论界尚缺乏对于组织抗逆力及抗逆机制的深入探讨。西方的抗逆力研究大致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为个体心理层面，中观即组织层面，宏观指社区及社会层面。微观和宏观层面抗逆力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中观层面组织抗逆力研究尚停留在管理时尚层面，缺乏理论探索。所以，本文将梳理微观及宏观层面的抗逆力研究，基于组织抗逆力与个体抗逆力、社区抗逆力的对比分析，阐释组织抗逆力的理论内涵及机制，并总结抗逆力研究对于组织管理的启示。

一、微观层面个体心理抗逆力研究

1.个体心理抗逆力的定义。自Block在1950年提出自我抗逆力（ego-resiliency）的概念始，目前西方对个体心理抗逆力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流派：特质论、结果论和过程论。各流派研究文献对于心理抗逆力的界定（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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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见，特质论强调个体的两种特质或能力，其一是对于逆境的适应能力，其二是利用逆境发展和成长的能力。结果论将个体在逆境下身心功能正常作为重要的结果，但对于身心功能正常的指标存在争议。过程论强调个体遭遇逆境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互相作用的动态过程。Masten et al.（1990）[10]曾提出整合特质、过程和结果的心理抗逆力定义，认为心理抗逆力是个体尽管处于挑战性或威胁性情境下却仍能成功适应的过程、能力或结果。但由于这个整合性定义在研究中不易于操作，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们往往侧重于特质、结果或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故而形成三个流派。近年的研究又有三派融合的趋势，例如过程学派在发展抗逆力测量工具时也将结果作为重要的指示指标，特质学派也从早期认为个体心理抗逆力是与生俱来的、受遗传影响较大的观点转变为将心理抗逆力看做可以开发和发展的特质的观点。

2.个体心理抗逆机制。心理抗逆机制常被认为是个体应对危机的重要机制，而个体对危机的成功应对又导致个体的长期发展。Leipold&Greve（2009）[11] 提出了个体应对、抗逆与发展的整合模型。来自社会情境/环境的威胁及挑战导致个体感知到的现实状态及期望状态之间出现差异，如果这种差异被个体感知为具有压力性，则个体心理调节机制启动，最终影响外部危机作用于个体主观幸福感及健康状况的程度。心理调节包括同化、顺应和防御，“同化”（assimilation）指向“现实”，即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计划、执行和控制，调动资源，积极地改变“现实”情境，“顺应”（accommodation）指向“预期”，指个体通过调整心理预期来降低外部威胁带来的心理压力，“防御”指向“接受差异”，表现为个体对问题的回避。“同化”和“顺应”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或者改变内部心理预期缩小了现实与预期之间的差距，而“防御”则是个体的无作为，既不主动地改变外部环境，也不调整心理预期。个体应对危机的心理调节机制可能产生三种结果：前进型变化（个体发展的可能性提高）、稳定（个体状态与以前相同）以及倒退型变化（个体发展的可能性降低）。Leipold&Greve的模型虽然将抗逆机制作为个体心理应对机制的一部分，但对抗逆机制本身并未做清晰阐述。抗逆机制是否产生作用只能从个体心理变化的结果倒推出来，即如果个体主观幸福感等评判个体心理变化的指标在遭遇逆境后并没有显著降低，则可推知心理抗逆机制起了作用。

Richardson（2002） [12] 认为，紧张性刺激、逆境、生活剧变等环境变化与个人资源、外部环境资源等保护性因素交互作用，决定了个体“身心灵平衡”是否会瓦解。“身心灵平衡”指人的头脑、身体及精神达到良好适应的状态，人们对外部环境严峻性的知觉或内部思想情感的变化可能使身心灵平衡瓦解，进而重新整合。重新整合分为四种：抗逆型重整、回到初始平衡的重整、伴随着损失的重整以及功能失调型重整。抗逆型重新整合指个体在原有平衡的瓦解中获得体验和成长，是个体辨认、获得及培育抗逆能力的反思型体验过程，产生的结果是个体抗逆能力的提升，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身心灵平衡。回到初始状态的重新整合仅仅是治愈创伤，伴随损失的重新整合意味着个体因为逆境而使心理动机降低或热情减少，功能失调型重新整合导致个体依赖药物或表现出破坏性行为。总之，抗逆型重新整合有别于其余三种重新整合类型的关键点在于个体抗逆能力的提升。 二、宏观层面社区/社会抗逆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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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社会抗逆力的定义。社区抗逆力和社会抗逆力同属宏观层面，在研究文献中并未对二者作严格区分。表2列出部分代表性的定义。

社区/社会抗逆力与个体层面心理抗逆力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视抗逆力为从逆境中恢复的能力、过程和结果，不同之处则体现于抗逆主体、抗逆情境和抗逆过程上。社区/社会抗逆力的主体是具有集合意义的社区/社会，而心理抗逆力的主体是个人；社区/社会抗逆力作用情境是社区所有成员共同面临的逆境，通常是重大自然灾害及危机事件导致的逆境，而个体心理抗逆力作用情境是个体遭遇到的危机、创伤性事件以及带来持续压力的环境；社区/社会抗逆过程强调对社区所拥有经济资源和心理资源的动用，强调社区成员的集体行动，需要各方协作，而个体心理抗逆过程强调个体的身、心、灵重新整合。 2.社区/社会抗逆机制。社区/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决定其抗逆机制。Norris（2008）研究了灾难后的社区抗逆力，发现社区抗逆力源于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与沟通、组织能力这四种适应性能力[18]。其中，经济发展指社区拥有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及多样性、分配的公平性等，社会资本包括社区的网络结构及联系、社会支持、成员对社区的承诺等，信息与沟通指信息系统与结构、沟通媒介等，组织能力指社区的行动能力、理性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集体效能及政治关系等。这四种互相影响的适应性能力的本质是社区/社会抗逆力的资源基础——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信息资源和能力资源。如果资源具有坚实性（robustness）、冗余性（redundancy）和迅捷性（rapidity）等动态性特点，资源就转变为社区抗逆的适应性能力。这四种适应性能力互相影响，构成社区/社会抗逆的网络化适应性能力。

三、微观及宏观研究对组织抗逆力理论内涵的启示

管理咨询专家们关注于提升组织抗逆力的管理实践，但并未对组织抗逆力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有限的研究文献中，McManus等（2008）对于组织抗逆力作了较为规范的界定，将组织抗逆力定义为组织在复杂、动态以及相互联系的环境里的总体情境意识、关键脆弱环节管理以及适应性能力的函数[19]。然而，McManus的定义强调组织对于危机的预防（关键脆弱环节的管理）以及遭遇危机后的恢复（适应性能力），忽视了组织在逆境中的发展。

综观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抗逆力研究，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理论要素：（1）抗逆力的主体；（2）抗逆力作用情境；（3）抗逆力作用机制；（4）抗逆力作用结果。宏观层面的社区抗逆力研究中更为关注可动用的资源，如Norris et al.（2008）的研究关注社区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与沟通以及社区能力这四种具有动态特点的资源。个体层面的心理抗逆力研究则更为关注逆境下的心理重构以及如何实现更高层次的身、心、灵平衡。基于对个体抗逆力和社区抗逆力的比较分析，整合能力、过程及结果视角，可以从作用主体、作用情境、作用机制和作用结果四个方面来界定中观层面的组织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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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抗逆力的作用主体是中观层面的组织，组织由个体集合而成，而组织的集合又构成社区或社会。微观、中观和宏观的抗逆力作用情境均为逆境，心理抗逆力的作用情境具有个体的独特性，社区/社会抗逆力的作用情境则是社区/ 社会所有成员共同面临的逆境。组织抗逆力的作用情境类似于社区/社会抗逆力，具有集合层面的意义，但范围不及社区/社会抗逆力广泛，是特定组织及其成员共同面临的逆境。从作用机制的角度来比较三个层面的抗逆力，个体抗逆力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逆境与个体保护性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即依靠个体自身个性特点、经济资源及人际资源等保护性因素与逆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来提升个体抗逆力，而社区/社会抗逆力的作用机制中更强调对社区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信息资源和心理资源的动用，强调社区成员的集体行动。组织所拥有的资源的丰裕度介于个体和组织之间，组织对于逆境的反应灵敏程度也介于个体和组织之间，这意味着组织抗逆力的作用机制有两个关键特点：其一，有较为充分的资源可以动用（资源的适度丰裕性）；其二，允许一定程度的即兴行为（反应的适度灵活性）。组织及组织中的个体通过即兴行为，创造性地动用资源，使组织抗逆力得到提升。从作用结果来看，无论微观、中观或宏观层面，基准层次的抗逆结果是恢复，更高层次的抗逆结果是能力的发展。与微观及宏观层面的抗逆力内涵相似，组织抗逆力亦可以被视为能力、过程和结果的集合。

四、微观及宏观研究对组织抗逆机制的启示

组织是一个开放式系统，组织和组织中的人员都是寻求取得平衡的系统，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力量在维持着组织的动态平衡（Barnard，1938）[20]。根据组织权变学派的观点，组织设计、组织结构以及组织管理方式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然而权变学派观点只说明组织对环境有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有助于组织在遭遇逆境后迅速恢复，却并不必然导致组织在逆境之后的发展。组织适应机制可能只导致组织恢复，而织抗逆机制却必然带来组织能力的提升。类似于个体层面抗逆型重新整合的结果——更高层次的“身、心、灵”平衡，组织抗逆的结果是在环境重新趋于稳定时实现以组织能力提升为基础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和组织文化的平衡。

从广义层面看，组织抗逆机制还应包括组织对危机的预防机制，由于危机预防已有较成熟的研究，所以本文聚焦于组织遭遇危机后的抗逆机制。Norris（2008）认为，四种互相影响的适应能力（即具有动态特点的资源）构成社区应对危机的战略基础。同理，组织资源及能力也是组织抵抗逆境的重要保护性因素。与Norris模型中经济发展、信息与沟通、社会资本及社区能力相对应的是组织经济资源、信息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组织能力，其中组织能力又包括组织的情境意识、组织执行力以及组织效能等。然而，Norris并未对社区资源和能力进行区分，将其统称为具有动态特点的资源或者适应性能力。组织管理领域已有成熟理论区分组织资源和能力，Teece等（1997）将组织整合、构建、重新配置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和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界定为动态能力[21]。根据Teece的定义，动态能力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驱动组织资源和能力的能力；其二，它能在组织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变化。反之，不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组织能力为静态能力，常被归入组织资源的范畴。所以，本文根据动态能力学派的观点，对资源和能力进行区分，其中组织资源可细分为经济资源、信息资源及人际资源等，组织能力可细分为资源性能力和动态能力。组织资源和能力呈金字塔状，处于底层的组织能力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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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观察却是调动组织资源的基础，而越是金字塔上层位置的组织资源越容易被观察到（见图1），可观察到的组织资源的变化由不可观察的组织能力的变化驱动。

组织从顺境到逆境的转变可能是突发式的，也可能是渐进式的。突发性危机（abruptive crisis）发生速度快、可预测度低，使组织在瞬间陷入逆境，而渐进性的危机（cumulative crisis）是危机因素在组织内部日积月累，直到一个临界点出现时才爆发出来，可预测度较高。突发性危机和渐进性危机都可能伴随有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是突发性危机的主因，而在渐进性危机中只是组织内部积累已久的危机爆发的导火索。逆境给予组织以压力，迫使组织更积极地调动所有的组织资源以应对危机。突发事件引致的环境逆转具有快速变化性，组织要依靠动态能力来激活组织资源，在激活组织资源进行应急反应的过程中，组织的动态能力也会得到提升。Zollo等（2002）认为，组织动态能力和组织学习密切相关，根植于组织学习的流程之中。组织在由危机引发的逆境中的组织学习是一种即兴学习[22]。即兴（improvisation）原指即席演奏或即兴创作，组织即兴（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指组织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处理或应对意外事件，并在应对过程中得到学习。组织无法预测由自然灾害、恐怖事件等突发性事件引起的危机，也无法预测渐进性危机会在哪个时点爆发，所以组织无法事先计划好应对危机的行动方案。组织对由突发事件引致或催化的危机的反应是即时且迅速的，必须根据环境的快速变化灵活地作出行动方案的调整。

组织中的员工针对快速变化的环境作出即兴反应的前提是员工事实上或在心理感知中得到了组织的授权。组织授权包括结构授权（structural empowerment）和心理授权（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两个研究层面。结构授权关注于组织结构和政策，体现于组织所采取的一系列分享权力的管理措施；心理授权则关注个体对工作及自己在组织中的角色的知觉或态度，强调授权对于员工的内在激励。从心理授权的视角，授权并非仅仅是组织对个体行为的设定，同时也是一种改变个体信念的过程，只有当下属感受到自己“被授权”，才有可能产生态度及行为上的改变。为了促进危机情境下的组织即兴，组织有必要授予一线员工即兴处理问题的权力，这种授权是自上而下的，由上级根据员工能力水平进行授权，但同时也要关注员工的心理授权，增强员工的工作意义感、自我效能感、自我决定程度和影响力，使员工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心理上都做好准备，才能使危急情境下的组织即兴成为可能。

组织授权、组织即兴、组织资源和能力之间呈互相影响的关系。组织授权是组织即兴的前提，组织即兴又进一步影响组织动态能力（即组织有效动用资源的水平），而组织动态能力的增长又使组织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信息资源、人际资源及能力资源）得到增长。反之，组织的物质资产、信息渠道等组织资源的水平会影响组织动态能力，进而影响组织即兴的效果，而组织即兴的效果又对组织授权的程度产生影响。与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抗逆结果类似，中观层面组织抗逆的结果也可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层面。拥有更多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人际资源的组织更容易从逆境中恢复，但是只有在逆境中提升了动态能力的组织才有可能在逆境后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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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ree-Level Researches

LUO Dong-xia1，TIAN Ya-lin1，SHI Kan2

（1. Institute for Tourism Studies，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Resilience research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micro，meso and macro level. Compared to resilience researches of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th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researches of the meso level are far less abundant. Through the review of micro and macro level resilience researches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ree-level researches，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connotation and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Key words：psychological resilience；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community/social resilience [责任编辑 王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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