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因素分析及启示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因素分析及启示

作者：纪文亮

来源：《新媒体研究》2017年第15期

摘 要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其不同寻常的反向传播的模式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和思索。它从小人物的角度出发，观照小人物的内心真实感受，通过多种媒介广泛传播，得到观众的喜爱。回顾我国纪录片的历史，在其网络化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种种问题一度陷入无人问津的困境。因此，如何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脱困转型使得纪录片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网络化生存之路，始终是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在互联网时代未来发展的革新之路。因此，文章抛砖引玉，以期为今后中国纪录片制作与网络化传播乃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因素；启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15-0127-02 1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与概述

纪录片尤其是我国的纪录片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表现一直欠佳，一直以来都是电影市场的冷门类型影片，大部分国产纪录片在电影院都乏人问津，无法摆脱“小圈好口碑、大型影节拿奖、大荧幕遇冷”的命运。随着2011年被学界称为中国纪录片元年的推动下，纪录片作为守望者的使命开始复苏，越来越展示出其守望社会的价值，犹如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抛物线，折射出不一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变迁。近年来，我国叫好又叫座的纪录片少之又少，鲜有像《舌尖上的中国》一样叫好又叫座的纪录片。然而，去年一部叫做《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横空出世，席卷了大家的朋友圈，不仅在全网受到了关注，还一时成为了新闻与传播学界与业界研究的热点。

2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因素分析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一部以古老文物修复的形态呈现的纪录片，其成功因素在于新时代下迎合了受众的审美取向与共鸣，还使用了叙事白描的创作手法充斥着人情味。并且以传播途径的多样化等多种因素的助推下迅速走红。 2.1 迎合受众的审美取向及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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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作为人类社会的布道者和守望者，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在历史长河不可磨灭的独特价值迎合了受众的审美取向。用手工修复文物不同于现在工业社会和机械复制的时代现状，这种另类的技艺满足了社会上大众对匠人精神、工匠技艺的审美取向。纪录片激发了受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并且不同于其他宏大纪实手法的故宫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日常化的场景和生活化的细节、普通的人物角色激发了受众的审美共鸣。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热播的宫廷古装剧对纪录片的播放具有一定的铺垫，受众在观看纪录片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唤醒记忆的效果，强化了受众的认知，加强了纪录片的纪实、客观、真实的传播效果。纪录片是一张可信的名片，一向受到青年观众的青睐。并且纪录片营造了三组矛盾构成特殊看点一是现代人物与古老文物，二是工业社会与手工匠人，三是都市生活与神秘职业。因此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得以迎合受众的审美取向和共鸣。 2.2 使用叙事白描手法充满人情味

简单的叙事、白描手法，使人物有血有肉，也使纪录片充满了浓郁的人文关怀和人情味。在《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修复专家们基于对国家文物本身的热爱，通过自身的耐心也出于一种工匠精神的支撑下，克服了很多生理问题修复了“乾隆御诗箱”“太和殿龙椅”“马踏飞燕”等稀世罕见的文物珍宝。这样的叙事手法使得文物修复专家们的人物形象鲜活起来、有血有肉，纪录片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和人文关怀。为了解读漆器的性能，漆器组专家在深夜爬上悬崖，观看油漆工人割油漆的过程，了解天然涂料的质量，掌握更换油漆的色彩变化过程。这样的细节描写使得纪录片更接地气，有了鲜活的人物特色，使得影片更加精彩、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和人情味。

2.3 传播手段丰富多元 2.3.1 传统电视媒体传播

《我在故宫修复文物》是叶君、萧寒导演执导，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三套修复文物类纪录片，在央视电视栏目“纪录片编辑室”播出。影片重点讲述了故宫里的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宫廷织绣等珍贵文物的修复历史及过程以及修复者的日常生活故事。这部纪录片于2016年1月7日在CCTV-9播出，但在央视播出后，反响平平，没有收获热议和好评。通过这种传统电视媒体的传播方式，显然受众对强势媒体的议程设置产生了对抗式解读，也越来越彰显出在网络时代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不断衰弱，尤其在青年群体这一块传统媒体的影响力缺失使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受众，影响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初级传播，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获得很好的口碑和影响力。 2.3.2 新媒体传播：弹幕网站+两微一端

弹幕网站中的观众通过“弹幕”实现了对作品文本内容的解构与重构，在数量庞大的青年群体的推动下，弹幕是在视频回放过程中动态呈现的一个短文本或符号。弹幕文化对内容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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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加工模式，是一种新型的交互模式，它建构了受众共时性的在场互动有很强的集体参与仪式感，是一种注意个人参与感的狂欢文化。根据美国传播科学家亨利·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以Web2.0为平台，以互联网的受众为主题，通过与受众的互动得到某种身份的认同，积极创造媒体文本、媒体内容，以加强网络作为一个自由平等、开放包容、共享惠存的新媒体文化风格为主要形式。两微平台，尤其是微信的公众号、朋友圈的病毒式营销传播与报道，创建了一个网络用户的议程和意见评论的氛围，所以这部纪录片是“热”的电影，引起了更多的互联网用户的注意，产生了注意力经济。 3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带来的启示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在于独特的发展模式。既有内容题材的吸引力又有传播途径的多样化。我认为，这部优秀的纪录片对我国大型纪录片以及我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两点。

3.1 在互联网时代下电视媒体的脱困转型

该片子首先在央视九套播放，收视率平平，并没有引发热议和好评，反而在弹幕网站以及朋友圈、微博、客户端却拥有了强大的粉丝群和口碑圈，这就意味着，电视媒体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转型困境，不得不承认在《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网络之后，平面媒体的影响力和受众覆盖面已经逐渐弱化，新媒体、院线纪录片、工业化生产成了未来电视媒体纪录片发展的核心词汇。社群、互动营销的传播以及有受众介入的营销传播形式正成为当前的主流的传播形式，而新媒体则是现今最重要的平台，谁控制了网络，谁就控制了用户，谁就控制了传播的主导权。电视媒体在互联网时代面临转型困境的时候，新媒体将在纪录片的发展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2 中国文化正当时的走出去

中国的影视作品，包括纪录片，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尽管近年来中国有一些突出的工作使得优秀作品走出去，但它并不与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总体情况成正相关。中国纪录片是中国文化走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纪录片本身具有教育、知识、现实主义的特点，体现了民族精神，是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与过去相比，纪录片的一部分的国家经常使用“自我东方化”来满足外国对中国的想象，故意将中国的一些丑陋的元素传播到西方的叙事策略。近年来，中国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代表的优秀纪录片充满了浓郁的本土化要素，以真实的，艺术的方式表达这个美丽的中国、强大的东方国家，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与魅力这是非常值得重视和学习的。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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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不断变化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影视艺术有了一个新的媒体载体。并快速的裂变在受众间流行，这些新媒体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因为它不仅携带大量的受众，也表明并预示着未来媒体的发展方向。《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传播轨迹，其独特的传播路径创新是反向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可以感受未来我国纪录片演进的脉络与方向，相信随着时代的创新和科技水平的发展，中国可以继续制作出如《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优秀的纪录片，中国的纪录片可以利用这些新的媒体平台，进入到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的视野当中。 参考文献

[1]郭哲启.工匠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分析——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6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