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_黎洁琼

近三十年中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

黎洁琼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量词的迅速发展是中古时期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对中古量词最早的系统研究是刘世儒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系统论著。近三十年来，研究的方向和角度更加多样化。其中有对专著的研究，有对量词小类的研究，也有对单个量词的探讨，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此同时，也存在着综合比较的不够和概念上的模糊等等不足。 关键词：中古汉语；量词; 刘世儒;《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5−0131−06

出的就是一部分词已具有自己的语法特征。”[2]量词的

一、引言

中古汉语的概念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提出的,他在研究汉语语音史时把汉语分为太古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汉语、老官话五个时期。对汉语史的分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界定，王力先生主张“以语法为汉语分期的主要标准和依据，但还是兼顾语音的标准”将汉语史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潘允中的中古时期为公元4世纪～公元12世纪[1](43)；将中古时代定为“自两晋经过十六国时期至隋唐五代”[2]；向熹参照王力、吕叔湘二先生的观点，将六朝唐宋时期定为汉语史的中古时期[3]；太田辰夫认为汉语史的中古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并认为这个时期是汉语史的质变时期，而且“这种质变可能开始于后汉时期”[4]；相关的分期还有多家，如钱玄同、唐作藩、周祖谟、罗常培等，各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划分，但是总结各家的划分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宋代的归属以及六朝和隋唐五代的分合问题上，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划分的依据的不同。关于史期的划分，是没有绝对的，既然分期如王力先生说的那样不是阶段性的，就决定了联系中的不可分割性，那么也就只能依据划分的标准或者是依据来判断哪一种更为合理，或者说哪一种在某种条件下更加明晰。本文对中古的界定按照现今通行的观点，将公元3世纪到公元12世纪，即六朝至五代时期定为中古期。

“中古汉语的语法构造比上古有较大的发展，最突

收稿日期：2010−01−08；修回日期：2010−05−15

迅速发展是中古时期典型的语法现象之一，在大多数的研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量词特别是名量词的成熟时期，而在唐宋时更是得到了发展。量词是汉语基本词类中出现最晚的一种，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的研究是近五十年的事，尽管汉语量词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对其研究由于角度、方法的不同，观点也就有所不同。刘世儒先生说过，“对于量词发展前途的展望，那就更不能离开史。要想正确地预见到未来，只有在很好地总结了过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否则那就是臆测，当然可靠性就不大了。只有把量词的各个历史横断面都研究好了，汉语的整套的系统的量词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否则没有材料，‘游谈无根’，要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那是永远也不会办到的。”[5]本文主要是对近30年(1979年～2009年，整理过程中发现其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是集中在近十年)的中古时期量词的研究作简单的梳理和总结，以期对断代的量词研究概览为量词的整体性研究整理、积累材料。

对中古量词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早刘世儒先生。他于1959～1962年间在《中国语文》上先后发表了《汉语动量词的起源》《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魏晋南北朝动量词研究》《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研究》《魏晋南北朝称量词研究》系列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写成《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于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第一部汉语量词断代研究的专著，详尽地叙述了这一时期的量词的使用情况，指出汉语量词的完整体系是在这一时代形成的：名量词数量丰富、分工细密、规范明确，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了；

作者简介：黎洁琼(1986−)，女，土家族，湖南桑植人，中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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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词虽然是新兴的分类，也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发

展。该书在古汉语量词研究中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以后的研究树立了典范。”[6]自刘世儒之后对中古的量词渐渐多起来，研究的方向和角度也更加的多样化：有对这一时期某一专著的研究，有对量词小类的研究，也有对单个量词的探讨。

关于量词的词类，在早期的语法书中并没有将量词独立出来，如《马氏文通》称其为：“记数之别称”；陈承泽在《国文法革创》中认为它是“表数的单位”；黎锦熙在《新著国文语法》中也没有将量词独立出来；王力《汉语语法史》仍将其视为“名词的一种”；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将其分为单位词和动量词，但是单位词又列入到指称词的词类之中；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正式将量词列为汉语的词类之中。“从《马氏文通》发表之后，经过30年代50年代语法界有关词类划分的两次大讨论，后经过半个多世纪，共提出了16种名称，直到50年代量词才得以最后定名，70年代才普遍被接受。”[7]量词的地位由此逐步奠定。

在对量词内部的分类上，相关的语法著述或者相关的语法研究中基本上把量词分为名量词(物量词)和动量词两类， 如杨伯峻、何乐士[8]将量词分为物量词和动量词，其中物量词又包括天然物量词和人为物量词，人为物量词又可以划分为更小的度量衡量词、容器量词、编制量词等；高建平在对名量词分类的时候将其分为度量衡量词、容量量词、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和早期刘世儒先生从性质上将名量词分为陪伴词、陪伴称量词、称量词三类相比，其间有着一致性和相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2007，似性[9]。

页14)把量词分为9个小类：①个体量词；②集合量词；③部分量词；④容器量词；⑤临时量词；⑥度量量词；⑦自主量词；⑧动量词；⑨复合量词。从分类上我们可以看到，从陪伴词到称量词，从个体量词到临时量词，每个角度和量词的性质、具体的语法性质相联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这种小类的分类中也有着区别，天然和人为考虑的是量词的来源，个体和集体考虑的更多的是量词的性质，陪伴和称量则更多考虑量词的使用。在很多的研究中将名量词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和临时名量词等，可见这样的划分并没有按照一个一致的划分标准，在划分的类别中也容易产生重复的现象。所以在对量词划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考虑建立一个或者是一系列统一的标准，而不必拘于现代汉语量词的分类标准，在不同的标准下依据需求对量词进行归类以求更好地分析?

二、对名量词、动量词的专题研究

在李建平《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一文中提到“历来量词研究总是以名量词为主，对动量词的往往只是一笔带过”[5](2)。在对近年来中古量词研究的整理中发现，对动量词有了一定的重视，不是“一笔带过”，相反是出现了大量的专题和专书的研究。对名量词的研究也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一) 名量词的研究

在刘世儒对量词进行断代的系统研究之后，研究中对量词进行系统的断代的研究的专著很少，看到的近来的量词断代研究中只有游黎的《唐五代量词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其他多是对量词中的小类研究或者对单个量词的溯源，而且大多是在刘世儒先生的基础之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如王向毅对唐代名量词的研究，其指出“唐代是名量词的成熟时期”[10]，和刘世儒先生说过的“汉语名量词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5](4)有着相左之处。在对名量词小类的研究中，又主要是对个体量词的研究。

1. 对个体量词的研究

李先银和李莹先后对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两篇都是对个体量词进行探讨的文章，但是从文章中可以看见对个体量词的发展认识所存在的分歧。李先银认为个体量词的产生是在先秦时期，并说“先秦之前没有个体量词”且“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个体量词的发展时期”[11]；而李莹认为“个体量词产生关于个体量词的起源历来众说的时间是殷代后期”[12]。

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1) 个体量词产生于殷代后期，代表人物是黄载君。他认为：“据我们的考察，甲文中有表容器量和度量衡单位之词，有表集体的量词，但也有‘天然单位’的量词如‘匹’‘张’等。”[13]

(2) 个体量词产生于先秦时期，代表人物是王力。他认为：“天然单位的单位词在先秦已经萌芽了，但真正的发达还在汉代以后。”[1](275)

(3) 个体量词产生于汉代早期，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贝罗贝。他认为“在汉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那就是个体量词的产生。”[14]

对个体量词的研究还有赵中方，他通过对唐五代的个体量词的描述指出量词由魏晋南北朝向成熟的迈进[15]。汪小玲、李翩通过“本”这一量词来探析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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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单个名量词的研究

从研究名量词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是对单个量词的研究。游汝杰《汉语量词“个”语源辨析》(语文研究，1985, 4)、王绍新《“个”在唐朝前后的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2)、张万起《量词“枚”的产生及历史演变》(中国语文，1998，3)、叶桂郴《量词“头”的历时考察及其他称量动物的量词》(古汉语研究，2004，4)、王彤伟《量词“头”源流浅探》(语言科学，2005，3)、李丽群《不定量词“点”和“些”的对比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金桂桃《唐至清的量词“件”》(长江学术2006，1)、张桂梅《浅析量词“起”》(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4)、叶桂郴《从“个”“枚”等三对量词的历史演变来看汉语量词的发展机理》(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8，1)、孟繁杰《量词“条”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宁夏大学学报2009，1)、李计伟《量词“窠”的产生、发展与量词“棵”的出现》(语言科学，2009，4)、孟繁杰《量词“片”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汉语与汉字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属于这一类。

在对单个量词的研究资料中，基本上都有对其源流的探索和使用情况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有纵向的历史比较也有横向的比较，也就是说并不是将视角局限在某一个时段或者某一语义、语法之类的问题上，而是对所研究的量词进行整体性的描述，所以如果仅仅说是对中古量词的研究就显得过于片面，但是名量词在中古时期的成熟决定了他在这个时段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性。在李丽群的“点”和“些”的对比研究中，把这样的思路做了一定的拓展，将两个量词进行对比和分析来确定其归属，这样的思路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独到性。在对量词的研究过程中，单个量词的研究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对量词的个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就需要我们将这些单个的“砖”进行有序的排列或者说在进行二度的加工，使他们能够由个体渐次相连继而成一个比较明了的大概，这也是在大量的单个量词研究之后所要做的工作，这项工作着手之前的准备工作也正是现在人们所做的一个积累和认知的过程。

在近年来对名量词专述研究中，量词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所研究的大多是从小处着眼，如对名量词主要集中在个体量词的研究上，其他小类的研究还相对的缺乏，单个量词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处于起步阶段。大规模的类似刘世儒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的专著出现甚少，这可能也与量词本身大多性质和

其历史发展相关，量词词类的后确定性以及现今分类的非统一性在某一方面也限制了大规模著述的产生。现阶段的解读从某一方面来说就是打基础的阶段。这样的情况在动量词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也正说明了量词研究的需要有更深的研究和拓展。

(二) 动量词的研究

按照李建平在《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中所说的，人们对动量词的研究不是很充分，但是从已有的研究资料中看到对于动量词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探究它的产生和发展等。

关于动量词的起源至今没有统一的说辞，总结各家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汉语动量词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比较传统的看法，代表人物是刘世儒先生，他在《汉语动量词的起源》文章证明汉语动量词至迟在魏晋六朝时代已经产生了。史存直[17]、蒋礼鸿、任铭善[18]三位也是持相同的观点。在近来的研究中，很多人仍是赞同这种说法，如郑桦[19]。

(2) 汉语动量词起源于唐朝，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在唐代以前,除了‘两次’的意义用‘再’之外,关于行为的称数,一律用数目字加在动词的前面。”“唐代以后,表示行为单位的单位词如‘回’‘次’等,逐渐出现了。”[1](285)但是在王力先生的《王力文集》中的《汉语语法史》部分又认为“行为单位词大约起源于南北朝时代，盛行在唐宋以后。”[20]这说明在后期王力先生接受了动量词产生于魏晋南北时期的观点。

(3) 吴伯芳证明动量词早在先秦就出现，这种观点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赞同，如叶桂郴、罗智丰在《汉语动量词形成的原因》(古汉语研究，2007，3)一文中就运用大量的例句和语法分析证明吴伯芳的观点。有赞同之声同样不乏反对之音，杨剑桥以《汉语量词不产生于先秦说》一文驳斥动量词产生于先秦的观点，并指出动量词的产生从出土文献来看应该是在西汉时期，“汉语的动量词在西汉中期确实已经开始萌芽，只是一直到东汉末期，动量词的发展一直处在十分缓慢的过程中，等到魏晋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比较大的改观。”(语言研究，2009，4) 唐钰明在其《古汉语动量表示法探源》(古汉语研究，1990，1)一文中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

在对动量词来源的原因探索中，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郑桦认为“动量词的产生其实就是词义引申的结果”，证明“词义的演变是词语语法化的重要原因”[21]。叶桂郴、罗智丰则认为“动量词的产生是为了区别名量词，是否产生误解是促使动量词产生的重要条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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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颖通过对动量词“过”的研究认为“动量词的产生经过了先虚化为名量词这一中间阶段”[23]。

和名量词的研究相似，在对动量词的研究中也有对单个动量词的研究：罗国强《动量词“遍”在早期文献中的分布》(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5，5)；魏兆惠、华学诚《量词“通”的历史发展》(汉语学报，2008，1)；时昌桂《量词“替”的发展》(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1)；刘玉朝《从“过”与“次”看汉语通用(无色)动量词的演变》(大众文艺)。和名量词的研究相比，这样的文章显然少了很多，究其主要原因当与动量词的后起性和本身体系的不完善有关。

对量词的专题研究除了动量词和名量词的小类研究外，还有对量词词尾化现象的研究，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贫乏，苏旸《量词加词尾五代已见》以及王启涛《量词词尾不晚于唐代》(中国语文，2003，5)关于量词词尾起源的争论可以算作代表。

从上面的总结中可见，近年来对中古时期量词的专题研究并不是划定好中古这一时期然后再在固定的范围里进行研究，更多的是从量词整体性上的把握，量词词类的后确定性和量词系统的不完善性需要这样宏观的历史的视角。

也有对书中单个量词的探索，也有专书的量词比较研究等。从历史材料这一语言事实对量词进行整理有着很好的语料依据，从正面的某一角度反映当时的概貌，对量词整个系统的建立有着很好的建设性。但是也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些研究中，其量词的归分组类大多是沿袭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文，更多的只是在来源或者语法上有着相左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对专书的研究中基本上还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没有从专书的量词使用状况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来适时归纳，创造出更完善的体例。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语料事实的研究使得量词的历史脉络更加地明晰。

四、从语义、语法角度进行的研究

(一) 语义研究

陈玉冬《隋唐五代量词的语义特征》以隋唐五代各类有代表性的白话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对这一时期量词的语义特征归纳分析，把量词看作一个“语义单位”，并“根据某种词汇意义将量词分为四种：类型形状型、动态型、借代型、特指型”，归纳出了量词的语义特点，即“准确性与模糊性”“多义性与交叉性”以及“语义的歧义性”[24]。

对量词语义的研究，这篇是系统的、不多见的，在“古汉语量词研究中，这类研究还有待加强。而且仅仅根据语义来研究语法史是不够的。语义分析必须和语法分析相结合：或者从语义入手，寻找不同语义的语法表现，或者从语法形式入手，寻找不同语法形式的语义根据。这样才能把语法研究推向深入。”[6]

范利、聂春梅《从认知语言学看名词临时作量词的语义演变规律》，从搜集到的语料中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定为临时动量词语义演变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并从认知角度发现只有“典型的名词才能临时作量词”[25]。这篇文章运用新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量词，有利于量词研究的发展，使其不仅仅是停留在语料的整理阶段。

(二) 语法研究

对中古时期量词的语法研究专门的著述很少，大多会在量词小类、单字或者专书的研究中有所提及，对其中的语法问题主要集中在量词形式的演变上。

马芳在对《三国志》的研究中就对书中的名量、动量的数量表示方法进行了统计，从统计的使用频率中得出“早在中古初期这两种新的语法因素(“数+量+亓文香统名”和“动+数+量”)就显示出增长的趋势”[26]；计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等七部

三、对古书中量词的研究

近10年左右，出现了很多对中古专书中量词的研究：王新华《敦煌变文中量词使用的几个特例》(中国语文，1994，4)；张美兰《论〈五灯会元〉中同形动量词》(南京师大学报，1996，1)；朱承平《唐宋诗中的名词用作量词》(修辞学习，1998，3)；马芳《〈三国志〉量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贺芳芳《〈齐民要术〉量词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亓文香《从〈世说新语〉〈搜神记〉等看魏晋南北朝物量表示法》(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叶松华《〈祖堂集〉量词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夏宇《〈华阳国志〉量词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刘青《〈祖堂集〉中个的词性及用法》(内蒙古电大学刊，2006，3)；许剑宇《〈佛本行集经〉中的数量表达》(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5)；王淑怡《〈搜神记〉数量结构研究》(安康学院学报，2007，6)；汪伟《中古佛典量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左梁《〈世说新语〉个体量词的语法化》(安徽文学，2009，8)。

这些专书的研究中，有对整本书量词系统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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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书中的量词形式，并指出“尽管王力先生(1989)认为南北朝以后单位词一般在名词前面这种语序变为正常的词序[27]，刘世儒先生(1965)也认为数量词移向中心词前边，在南北朝时代已是主流，但是很多作品中实际情况却是名数量式仍占优势，数量名式并没有取得优势地位。”王淑怡在《〈搜神记〉数量结构研究》一文中阐述了相同的观点，即“名+数+量”和“数+量+名”两种形式并不是语言学界普遍认为的魏晋南北朝以前前者占优势, 魏晋南北朝以后后者占优势[28]。但是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左梁《〈世说新语〉个体量词的语法化》从量词短语的结构和量词语义的语法化来考察个体量词与名词联系的紧密性，以“了解个体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成熟状况”[29]。朱承平通过对唐诗中名词活用为量词的研究，指出“这一时期的汉语量词已经有了充分发展, 名词之所以还作量词用,完全是因为修辞的需要”[30]，同样对唐诗量词修辞方面研究的还有康今印[31]。张美兰对《五元灯会》中的同形量词做了句法等分析，指出“同形动量词与其他动量词一样, 既可在句中作补语, 也可作状语[32]。不过它充当状语有一个条件所修饰的中心动词后一定要有表结果或程度意义的补语”，并提出“同形动量词中数词‘ 一’具有实在意义, 一般不能随意省去不能将‘一’说成是‘词嵌’”。

面作为汉语史划分的一个至少是辅助的依据?

(2) 对量词的小类的划分到底该依据怎样的标准? 从量词的产生到现代汉语中的量词，我们可以看到量词发展的轨迹，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对各个阶段量词的解读是不是可以依时而定，而不必拘泥于现代汉语量词的划分依据？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划分会产生更加混乱的状况，那么可不可以在对各个时期的研究内部允许多样性的存在，然后在现在的总结中给一个适当的标准?

(3) 现阶段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有着多样性，但是对量词的研究同其他词类相比，这样多样性还是较缺乏的。现在已有了点、类的比较研究视角，那么在成熟的小类、小点的研究之后，量词的研究可不可以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或者是断代体系？在对现代汉语的量词中，可以看到很多人将汉语量词和方言量词相结合，这样的视角我觉得是必要的，就如中古的量词，很多就是口语中的量词，而这些口语量词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上地方特色。在对中古的研究中，这种视角的研究是缺乏的。

(4) 语言和文化是相联系的，特定时期的语言也会和当时的历史环境相联系，量词作为中古时期一个典型的语法现象，其产生、发展和当时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必然存在着联系，在已有研究如《佛典中的量词研究》，在谈到量词时就很少提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我觉得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在语言的研究中也是必

五、小结与思考

从已有的对中古量词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自刘世儒先生之后，对量词的断代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断代的整体研究还是很少，更多的是小类和专书的研究，这个是在量词整体完善前必要的工作。从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中古时期量词的概貌：中古是名量词从成熟到完善的时期，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发展过程中的新旧更替和完善是当时的名量系统和现代汉语的已非常接近；而这个时期的动量词从新兴到逐步发展丰富了量词，虽然对于动量词的起源还存在着很多的争论，但是就现在动量词存在的状况和已有的研究来看，中古时代的动量词无疑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从已有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以下的思考。 (1)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划分，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到，汉语史的划分主要是依据语法的发展演变，那么对量词的历时研究，将量词各个时期进行总结和归纳得到各个时期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是不是也可以从某一个方

要的。

参考文献：

[1] [2] [3] [4]

王力. 汉语史稿[M]. 上海: 中华书局, 2005.

潘允中. 汉语语法史概要[M]. 河南: 中州书画社, 1982: 12. 向熹. 简明汉语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42. 太田辰夫. 汉语史通考[M]. 江蓝生, 白维国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1:10. [5] [6]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李建平. 百年来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5(3): 73. [7] [8]

何杰.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6. 杨伯峻, 何乐士.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209−210. [9]

高建平, 高晓梅. 汉语发展史[M].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07: 216−220.

[10] 王向毅. 名量词在唐代的新发展[D].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36.

[11] 李先银. 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原因探讨[J]. 保定师范专

科学校学报, 2001(1): 64.

136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

[12] 李莹. 汉语个体量词产生的机制与动因[J]. 湖北广播电视大

学学报, 2008, 28(2): 101.

[13] 黄载君. 从甲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与发

展[J]. 中国语, 1964: 432−441.

[14] 贝罗贝. 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J]. 语言学论丛(第二

十一), 1998(10): 99−122.

[15] 赵中方. 唐五代个体量词的发展[J].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 1991(4): 69.

[16] 汪小玲, 李翩. 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探析——

以量词“本”为例[J]. 钦州学院学报, 2009(2): 95−97. [17] 史存直. 汉语语法史纲要[M]. 武汉: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6:

96.

[18] 蒋礼鸿, 任铭善. 古汉语通论[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4: 227.

[19] 郑桦. 动量词的流变[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5(2):

130.

[20] 王力. 王力文集(第十一卷). 汉语语法史[M]. 山东: 山东教

育出版社, 1980: 46.

[21] 郑桦. 动量词的来源[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27 (2): 22.

[22] 叶桂郴, 罗智丰. 汉语动量词形成的原因[J]. 古汉语研究,

2007(3): 83.

[23] 金颖. 试论动量词“过”的产生、发展及其相关问题[J]. 古汉

语研究, 2006(1): 77.

[24] 陈玉冬. 隋唐五代量词的语义特征[J]. 古汉语研究, 1998(2):

23−24.

[25] 范利, 聂春梅. 从认知语言学看名词临时作量词的语义演变

规律[J].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1(1): 30.

[26] 马芳. 《三国志》量词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4): 29−31.

[27] 亓文香. 从《世说新语》《搜神记》等看魏晋南北朝物量表

示法[D].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19−39.

[28] 王淑怡. 《搜神记》数量结构研究 [J]. 安康学院学报, 2007(6):

56.

[29] 左梁. 《世说新语》个体量词的语法化[J]. 安徽文学, 2009(8):

306.

[30] 朱承平. 唐宋诗中的名词用作量词[J]. 修辞学习, 1998(3): 37. [31] 康今印. 量词在唐宋诗词中的修辞功能初探[J]. 河北师范大

学学报, 1983, (2): 83−91.

[32] 张美兰. 论《五灯会元》中同形动量词[J]. 南京师大学报,

1996(1): 111.

The Review of Recent Thirty Years’ Research on

Medieval’s Quantifiers

LI Jieqi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quantifier is a grammatical phenomenon in the middle ancient period, which most of the studies have mentioned.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s well a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especially noun quantifiers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ese basic speech, quantifier studies are regarded as a separate category in nearly fifty years. By research of direction and research conclusion in terms of system under review to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studies quantifiers of nearly thirty years, we can see the quantifiers’ mature of the middle ancient period and the developing, and can also see the inadequate and blurred on concept and the lack of comparison between studies and so on. The study of period’s quantifie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verall assurance of quantifier.

Key Words: Middle ancient Chinese; quantifier; Liu Shiru; The revuo of hundred’s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quantifiers [编辑: 汪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