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全面的危机
全面的危机，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这种全面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民族生存危机、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
1．民族生存危机。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用军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惊醒了封建帝国的睡梦，把这个封闭已久的封建帝国拉入了开放竞争的近代世界格局。鸦片战争以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入中国，先后发生了
1857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884年的中法战争， 1894年的中日战争， 1900年的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尽管中国人民对于外族的侵略进行了坚强不屈的斗争，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些战争均以中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这些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占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勒索了上亿两的白银，取得了无视中国主权的领事裁判权，控制了中国的主要通商口岸，海关和交通线，操纵了中国的外交和内政大权。中国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民族矛盾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也是全民族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
2．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与深入，进一步加速了徒有其表的腐败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衰落与崩溃。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标明社会政治危机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如： 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
1900年的义和国运动，这些运动如火如荼，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交织，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严重动荡与纷扰不安。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已走到它的尽头，必须要被另一种全新的社会政体所代替。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正是适应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发起的。 3．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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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冲突日益加剧，深化而显示出来的。发生于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是常有历史悲剧色彩的。林则徐主持、编撰了《四州志》。介绍了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政治，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著作。
中国所面临的是在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过去虽然也曾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产生过激烈的学派之争，但其神圣的权威性。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崇高地位，很少发生动摇。
梁启超描写了这种情况说，过去学者好像生活于暗室中。不知室外还有什么，现在忽然开了一个洞穴，所见都是前所未知的东西。于是对外求索之余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人们在中学与西学的对比中，对各自的短长看得越来越清晰，传统文化的神圣光环也就渐渐失色，独尊的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战略口号，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文化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与出路。
大要而言，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是“道器论”的阶段。学习西方的技术。
第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法论阶段，借鉴西方的政治体制。这是以曾国藩、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的主要观点。但这一派人士在维护纲常名教上，仍是不肯动摇的。甲午 战争以后，这种变法论愈加高涨。
第三是以进化论为中心的：革命论阶段——西方文化思想的大规模输入。 这时期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所表述的进化论观点，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石破天惊般的巨大反响，此外，西方的民权、民主等思想论也不断被更多人所接受。因此，倡言“革命”的理论日益风行。这种“革命论”的核心是主张历史在不断的变革中进步，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邹容《革命军》）而革命的目标是西方式的共和国。因此传统文化这时受到更多的否定。
总之中国文化为更新自己的机制，摆脱封闭、僵化危机的困境，开始了艰难痛苦的跋涉。
二、近代文学的分期
1．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萌生与古典文学的衰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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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894）
（1）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潮。在鸦片战争前夕，率先觉醒，起而揭露社会危机存在，呼唤改革风雷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他们揭起经世致用的旗帜，自觉地把目光转向社会现实。
（2）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连串失败，把沉醉在封建帝国梦中的国人惊醒。龚自珍（1815《尊隐》）等思想先驱者诗文中所传达的忧患意识，逐渐扩展成为全民族的危机意识，而整个中华民族所进行的反抗侵略的斗争，也自然成为文学所反映的主题。张维屏、张际亮、陆嵩、朱琦、魏源、林则徐等作家，汇成了这一时期的爱国诗潮。、
（3 ）太平天国时期的革命诗文。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的文风，他们的诗文都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但艺术上比较粗糙。 （4） 复古思潮。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王朝对政治和文化加强了控制。曾国藩、李鸿章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掀起了一股复古风，于是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古文的中兴。、
2.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 ——近代文学的形成与飞跃期（1894—1905）。
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想家把政治热情转移到以新民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整个新民救国运动领袖人物的梁启超，相继打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戏曲界革命的旗帜。梁启超为诸种文体革命所设置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欧、日本资产资产阶级近代文学的范型为依据的，在维新思想家，文学家的种种努力下，终于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学形态，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纷纷呈现，给文坛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喧嚣与骚动。
1． 创新求奇，不依傍古人渐成为新的文学风尚。随着进化论的引进，人们开始以进化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学史的递进。
2． 文学重在表现人之情感的观念被普遍接受。 3．小说、戏曲被引进文学的殿堂。 4． 创作方法的区分。 5． 现代悲剧意识的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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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语言出现变革的趋势，形式较为自由的歌行体诗逐日增多，时杂以俚语、韵语、外国语法、词汇的新文体日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明确提出：“崇白活废文言”的口号。
文学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学自我扬弃和艰难选择的真正开端，它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撞击力量，击破了中国古老的封闭的文学体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开始逐步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文学殿堂。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在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中产生的改良文学，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成就。其中以黄遵宪法作为代表的“新派诗”；以梁启超文章为代表的“新文体”散文；李宝嘉、吴趼人、刘鹗、曾朴 小说为代表的大量谴责小说最为突出。
3.辛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近代文学的拓展与蜕变期（1905—1919）。
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着纷纭繁杂，多元对峙的局面。
（1）．以文学为启蒙手段、促进国民觉醒，达到救亡目的的文学发展趋势依旧盛行。
(2)．与革命派具有浓郁社会功利色彩的文学观相反。 (3)．翻译文学方兴未艾。
(4)．五四前夕的鲁迅、陈独秀，李大钊 、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面对中国的传统与现状具有更深沉冷静思考的思想家、文学家如鲁迅，则更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更普遍地呼唤精神界的战士，更热切地期待尊重个性、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洋溢自由浪漫气息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实际上五四运动中的一大批新文化战士很多是由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战士蜕变而来的。
(5)．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五四青年群体以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激烈的态度抨击旧文学，同时又以无比的热情呼唤新文学，他们同封建载道文学告别，从文言的束缚中走出，他们以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与表现手段，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与思想风貌。
三、中国近代文学特点
（一）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醒。近代文学在其初期即表现了两方面的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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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一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是民主意识的觉醒，而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构成了近代文学的两大主题：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
中国近代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是近代文学最主要的两大主题。
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和古代的爱国主义比起来，它具有自己的特点。 1．反帝反殖。鸦片战争前，爱国主义文学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长期融合发展，形成过程中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它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从近代国家多民族这一新的角度考察，它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常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内部矛盾，如文天祥、陆游、辛弃疾 这些爱国文人的作品。
1840年后，爱国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世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是过去所未有的。
2．反君主，反封建专制。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和忠君联系，这在古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如屈原，杜甫，辛，陆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古代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如唐代的安史之乱，南宋和明末清初），国家、民族、皇帝往往被视为三位一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国家，社稷就是皇帝）的概念。在这时，皇帝也就成了民族和国家的代表，成了号召人民团结对敌的一面旗帜。由于古代作家的政治思想还受着长期封建正统思想观念束缚，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把爱国和忠君联系起来， 把国家看作一姓之天下。
近代爱国主义文学则不是这样，作家们总是把批判君权，反封建专制与爱国联系起来。
他们还把爱国与反清联系起来，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这就是当时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
3．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这也是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中爱国主义的一个显著不同点。
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不仅有它自己的特点，而且在近代几个发展阶段所表现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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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文学主要表现在反帝诗作的大量涌现。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瓜分浪潮的日益加剧，祖国危亡日深 ，这时期爱国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是救亡图存，报国保种。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作家的作品中，反清又成了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文学主题。 （二）中西文化的融合——开放
中西文化的融合，这一特点在近代早期还不太明显，在甲午战争（1894）之后，西方文化则逐渐渗透到文学颂域。
1. 首先是思想的渗透。西方文化对近代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和卢梭的《民约论》。《天演论》主要是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竟天择适者生存”是其主体精神。
卢梭的《民约论》，作品中的民主、平等、自由，乃至共和、革命大多是从〈民约论〉取得的营养。
2.其次，随着西方文化对近代思想的渗透，在文学上起一系列的变化。 （1）是新题材、新意境、新思想、新人物、新名词的主观。 （2）吸取了外国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 （三）多方位的变化——蜕变
近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的母体中产生的，它是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桥梁。它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学，它的过渡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变”。 1.首先是文学观念的变化
（1）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 （2）对小说和戏曲的重视 2．文学创作的变化。 （1）题材的扩大。
（2）体裁更加完备。唐宋之后，中国文学体裁有所增加，于诗词文赋外，又有散曲、小说、戏剧、而到了近代文学体裁更加完备，除传统的文学体裁外有增加了话剧和翻译文学。
（3）从审美趋向上，近代文学较之古代文学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悲愤，中国的传统诗教是温柔敦厚，主张委婉蕴籍。然而近代的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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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外国侵略者的横行霸道，使作家很自然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极大的悲愤。
二是雷霆之声，近代文学家特别是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家，从龚自珍开始，就呼唤风雷，憧憬未来、要求变革；即在文学上他们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变革的斗争武器；表现在美学风格上，他们要求一种汪洋恣肆、瑰丽宏富， 慷慨激昂，振聋发聩的雷霆之声。
四、 “南社”于1909年正式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主要发起人是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辛亥革命前成员二百余人，辛亥革命后一千一百多人，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社团，南社的命名，含有 “操南音不忘本” 和“不向满清之意”。 它的宗旨在于宣传革命 。成员以创作诗歌为主，他们继承发扬了龚自珍、黄遵宪以来诗歌创作的战斗传统，以旧体形式写新内容，宣传民族主义，鼓励民主革命，批判封建的文化和礼法，在它的前期是生机勃勃的，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南社”逐渐走向分化和堕落，到1923年终于瓦解。南社诗人以柳亚子成就最高，他的诗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变化。“南社”的成立标志着进步诗派更加自觉与有组织地把诗歌作为革命的斗争武器，
五、龚自珍
晚清思想家，史学家、诗人。一名巩祚，字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己亥杂诗》：己亥，是我国古代用天干地支法来标记的年月，在本诗中它其实就是一八三九年。这年龚自珍辞官南归，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写成了315首短诗，并总命名为《己亥杂诗》。它是近代著名的大型组诗，以诗人的一生经历为主线，述写其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广泛；或记事，或抒情内容复杂，大多借题发挥，抨击时弊，表达其反对侵略、呼唤变革的思想和对未来的憧憬。风格是雄奇与哀艳并存。 《咏史》
1. 此诗是龚自珍七律诗的代表作，也是他抨击时弊的名篇。诗中对清王朝政治的腐败透顶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当时官场的现状是朝廷大权被皇帝的左右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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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所把持，国家经济命脉为地方幕府中的帮闲清客所操纵；士林的风气是文人士子自命风流却苟且无聊，专意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对朝廷得失、国家安危漠不关心。诗人之所以把种种社会危机形诸笔端，旨在唤醒世人，振起士风。 2. 此诗的艺术特点：
（1）吟咏历史与讽喻现实的统一。诗从“金粉东南”写起，紧扣“咏史”之题；最后又借田横义不降汉的历史故事反讽士人不能坚持节操，仍回应标题。同时在咏史的格局框架内，填入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现实内容，发抒感慨，批判时政，实是托古刺今，借题发挥之作。
（2）政治思想与艺术概括的统一。作者善以政论作诗，此篇即可看作用诗体写成的杂文，它针对当时官场、士林这些特定阶层，抽出其本质特征予以批判，提升到历史高度予以针砭，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力量；同时其重表意而多陈述的表达，并不使诗歌流于概念化、空泛化，而是富有概括力、形象性，此诗既是政治家之诗，又是诗人之诗。
（3）全诗层次清晰，笔锋犀利，用典贴切，叙议结合，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造语凝重端方，属对严谨工整，音调铿锵悦耳，读来有骨力铮铮之感，增强了诗歌的韵律美和音乐美。
六、魏源
魏源（1794～1857）近代经史学者、思想家、文学家。湖南邵阳（今隆回县）人。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他的思想比龚自珍更为开放，对内主张发挥商人作用，对外既坚决反对西方的侵略，又主张学习其长处、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的方针（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技术来制约、对付外国人），表现了近代优秀分子思想开明、不甘落后的品质与气魄。
他的思想比龚自珍更为开放，对内主张发挥商人作用，对外既坚决反对西方的侵略，又主张学习其长处、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的方针（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技术来制约、对付外国人），表现了近代优秀分子思想开明、不甘落后的品质与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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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福建福州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此联告诫人们：只有拥有大海一样宽广的胸襟，善于听取各处意见，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只有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才能达到“壁立千仞”的境界。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八、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 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明清时期，诗歌呈现衰落趋势,有识者早已表示不满,并力图改变。
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以剽盗为创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想什么，说什么，写什么，用笔记录自己的心声！）。他追求诗体的解放，反对因循守旧。
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称自己的创作为“新派诗”。但是，黄遵宪的这些主张，一时还未能发生广泛的影响。 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他们开始试作“新诗”。这类诗，当时称为“新学之诗”或“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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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广泛接触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并移借日语中“革命”一词的用法①，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力图把已有的诗歌变革推向深入，并加以理论化的解释。
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说：“（新派诗）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又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他总结前期诗界革命的缺点，认为一在于“□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二在于“不备诗家之资格”,因而,将“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这就纠正了前期的形式主义偏颇。诗歌不同于政治宣传品，提出“意境”这一概念来，更加切合诗歌的艺术特征。 九、《哀旅顺》
1. 此诗是黄遵宪最著名的爱国诗篇之一，写于一八九五年，亦即旅顺军港被日军攻陷的第二年。全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地记录了旅顺失守的情景，题为“哀旅顺”，实则表现了诗人对昏庸无能之清政府的愤怒谴责、对迫在眉睫之民族危亡的深切焦虑，同时也蕴含有抵御外悔的爱国情怀。 2. 此诗的艺术特点：
（1）概括有力，表达委婉。此诗采取史诗般的笔法，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甲午海战加以高度概括与真实记录，显示了作者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同时作者采取了十分委婉的表达方式来凸现诗篇的意旨，全诗并未从正面点出导致旅顺失陷的原因，而是把这一问题留给读者去思索，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
（2）欲抑先扬，大起大落。此诗前十四句极言旅顺港的形式之险要、战备之精良、军威之雄壮，真是天下无双，固若金汤。最后两句却骤然转折，写旅顺轻而易举地沦入敌手，将前文陡然抹倒。两相对照，反差强烈，取得触目惊心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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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也在大起大落的结构中寄托了作者无限的悲愤叹惋。
（3）感情强烈，音韵调谐。全诗前十四句气势轩昂，充溢豪情，最后两句虽平平道来，哀恸悲怆之情却力透纸背，更显示出哀旅顺之沉痛无比。其感情之所以能如此剧烈动荡，是与作者善于用韵密不可分的。全诗逐句用韵，前十四句押仄声韵，急促而铿锵，最后两句忽然转用平声韵，暗喻旅顺失陷之轻易，与全诗的思想内容达成了高度和谐。
十、康有为诗歌艺术风格 （一）浪漫主义色彩
康有为把自己豪放的感情和宏伟的气魄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诗歌中，再加上诗人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使诗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月十五日麻六甲海上看月》：
百花生日记今朝，海月苍茫上碧霄。南溟波涛看浩浩，北辽鼙鼓听迢迢。回天缩地无神术，去国离家赋《大招》。似有鱼龙共出没，绕船飞雨拍惊潮。
诗歌描绘出这样一幅海上明月图：苍茫的海上一轮明月直挂云霄，饱含忧国之心的诗人似乎看到南海浩瀚的波涛，似乎听到祖国北方传来的隆隆的战鼓声。潮水汹涌而来拍打着船，海中凶猛的生物时而出没。诗人感叹自己无力改变祖国的政治局面，只能哀伤地唱着《大招》。这首诗歌气势磅礴境界高远，语意豪迈而又哀伤，表现了诗人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是与屈原的《九歌》和李白《古风》一脉相承的。
（二）工于比兴
这是康有为诗歌艺术的又一大特色。他继承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善于用各种具体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不但使感情显得更加含蓄而有深度，更赋予诗歌一种朦胧美和含蓄美。 如《惜诵》：
西北葡萄熟，东南孔雀飞。翠毛损旷野，美酒对斜晖。 天马欲腾去，名姝未赎归。故园万花放，可惜老渔叽！
诗歌的格调颇近于汉魏六朝诗，在艺术手法上使用传统的比兴，前四句以孔雀自喻，翠马被损比喻自己在政治上遭受到严重挫折；后四句以天马和名姝自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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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叹自己流亡海外，无人召唤回国。诗人由此用一系列具体的物象表现了自己当时的抑郁矛盾的心情。
（三）善于用典
康有为从小受正统的传统教育，长大后又饱览群书，经史子集罗于胸中，各种典故信手拈来，运化无迹。
如《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
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 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当时，1899年夏历正月，意大利驻京公使玛尔士诺向清政府提出租借三门湾的无理要求，并以武装进行威胁。此时康有为在日本，依然关注着祖国的时事，闻讯后赋诗以抒发自己的忧愤之情。诗中以“白马”之典暗示变法运动的失败和自己不忘祖国的情绪，以“市中箫”之典喻自己在日本的流亡生涯，以伍子胥乘潮来看吴国灭亡的典故来警告，朝廷不肯听从忠告，祖国行将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灭亡，到那时，只有自己悲愤的灵魂来凭吊大好河山了。这样，诗歌通过典故的暗示，唤起读者的联想，更使诗人自己的感情赋予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和悲凉感。
1913年以后，（即康有为的后期）康有为这时期的诗歌中也有不少局限性和反动性。
如 “神伤不敢看时报，花下藤广搔白头。”当时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夕，全国革命形势高涨，诗人不敢看报，表现了他对革命的恐惧心情。即使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还赋诗表达自己对清王朝的拥护和对革命的仇视。
他把腐朽的清王朝的覆灭视为“国难”，感到无比痛心，对国内的革命抱仇视的态度，还幻想着组织力量，支撑起已经“倾缺”的乾坤，不知自己本身已成为封建王朝的牺牲品了。
但总的来说，康有为的流亡诗的思想倾向是比较进步的。诗人有意识地把诗歌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以新事物入诗来反映当前的国家以及国际重大事件，抒发个人的情怀，表达对祖国的怀念与热爱，也充满着批判反动势力的战斗精神，是“诗界革命”的重要实践成果。
十一、秋瑾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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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1878-1907) 原名秋闺瑾，字睿卿，一字竞雄，又称鉴湖女侠，近代革命家、作家，浙江会稽人。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
秋瑾的创作以1904年去日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主要成就在后期。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表现对清统治集团丧权辱国的无比愤慨和拯救祖国的强烈愿望，抒发献身革命的火一般的热情。代表作有《宝刀歌》、《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宝剑歌》等。
（二）、宣传妇女解放，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她的诗艺术风格刚健、豪放，气势磅礴，情调激越，多以浪温主义色彩表达炽热爱国激情。语言豪爽明快而饱含真情。
秋瑾诗歌的艺术特点：
1、关心国家危亡，抒发爱国主义情感，表达顽强的革命斗志，是秋瑾诗词的中心内容。（这在我们学习的一些她的诗歌中很明显地反映了出来）
提倡女权，宣传革命。
2、强烈的叛逆精神。身为女子，却生性豪放尚侠，她早期的《剑歌》、《宝刀歌》等诗就已反映出这一点。作者托物言志，通过对刀剑的赞美，寄托诗人的壮怀诗大都充满火热的革命激情和昂扬的战斗精神，犹如革命的号角，激励着人民去斗争
3、秋瑾诗歌的艺术风格刚健道劲、浑雄豪放，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是时代的最强音，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震憾作用
4、她的诗歌形式大部分是旧体，但在旧形式中注入了崭新的革命内容，这明显是接受了\"诗界革命\"的积极影响。她还适应内容表达的需要，在诗歌形式上进行大胆创新，对\"五四\"新诗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
万里乘风去复来[1]，只身东海挟春雷[2]。忍看图画移颜色[3]，肯使江山付劫灰[4]！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5]。拚将十万头颅血[6]，须把乾坤力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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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和俄国为重新瓜分我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了一场战争，战场主要设在我国东北境内。腐败的清政府竟宣布“彼此均系友邦”，自守“局外中立”。结果俄国战败，把从我国掠夺去的部分权利转让给日本。
此诗作于光绪三十一年夏，作者第二次东渡日本途中。诗中抒写对清政府任凭日俄帝国主义蹂躏我国领土的强烈愤慨，表达自己的忧国深情和救时抱负。
[注释]：[1] 万里乘风：比喻雄心壮志。《宋书·宋悫传》南朝宋代的宋悫，其叔再赴日本。
[2]挟春雷：比喻怀抱救国的壮志。 [3]忍看：作：“岂忍看”、“不忍看”解。 图画：地图。
移颜色：改变颜色，指我国领土被外国帝国主义侵占。 [4]肯使：作“岂肯使”、“不肯使”解。
劫灰：佛教语，能使世上一切毁灭的灾火叫劫火，劫火之后所余的灰烬叫劫灰。付劫灰，意谓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
[5]“救时”句：语本杜甫《诸将》（五首之五）：“安危须仗出群材”， [6]将：语助词。
十二、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身比较寒微，父亲梁宝瑛是个教书先生。
梁启超在文学创作方面,成就最高的是他在新体散文,他是近代一位著名的报刊政论家,“他是‘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者，也是新文体的成功创造者”。他的新体散文因主要发表在报刊上,故称“报章体”（严复），也叫“时务文学”（胡适）和“新民体”。梁启超新体散文创作时间主要是指他主编《时务报》（1896）到1906《新民丛报》这一段时间，前后约十年，这十年正是梁启超才智焕发，朝气蓬勃，实有创造精神时期，他写的政论文“一时风靡海内”，全国传诵。 1．新文体散文内容：具有丰富时代内容和思想底蕴，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变法前后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是时代风云变幻的画卷。 梁启超散文内容十分丰富，有关近代社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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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道德、世俗，他都有涉及，其散文的主要内容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忧虑和揭露 （2）．对封建专制和社会弊病的批判 （3）．对变法图强的呼唤和论述
（4．）有关“倡民权，广民智”“振民气”的“新民”之说。
其代表作是《变法通议》（长篇政论），
《少年中国说》是文艺性政论，描述了少年中国的光辉前景，鼓舞国民为祖国富强独立而奋斗，充满了乐观进取的精神和理想色彩。《呵旁观者文》文艺性政论，严正呵斥形形色色旁观者，呼吁国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态度面对外强凌辱内政不振的社会现状，应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
这些文章在当时思想界，文学界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2．“新文体”的艺术特点
（1）具有为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服务的鲜明的政治倾向。
梁启超说自己的散文“专以宣传为业”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他把舆论宣传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因此他的散文就带有为维新变法服务的政治色彩。他的散文大多是直抒胸臆，大声疾呼，有很强的鼓动性。 （2）．具有真挚而强烈的感情
梁启超说自己的文章“笔锋常带感情”，这是读他文章的人的共同感受，也是他散文具有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感情是文学的基本因素，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狄德罗也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
梁启超的散文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热烈奔放的感情。这种感情，首先是爱国主义的感情，如他在《少年中国说》结尾写到“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 ，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感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其中所包含的感情令人热血沸腾。
（3）．中西交融的语言特色：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平易畅达，是梁散文语言的基本特色，他的散文，虽不是全用白话，也有时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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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般来说，明白晓畅，属于文白参半的通俗文体，他的散文多数是平易畅达的，既有文言又有口语，还杂以许多外来词，如过渡、动机、彼岸、势力都是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语，在今天文看来已很平常，但在当时却很新鲜，外来语如达尔文，斯宾塞、卢骚、孟德斯鸠、美利坚，所有这些都改良了文体的语言风格，提高了记事抒情的表现力。（相比较于古代的八股文，语言上真是有了大变化） （4）．善于使用比喻、对偶、排比的修辞方法
梁启超非常善于运用比喻，以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又喜用对偶排比的句式，以壮文章的气势，如《少年中国说》比喻少年之中国如“红日初升”“河出伏流”“潜龙腾渊”“乳虎啸谷”“鹰隼试翼”“奇花初胎”一系列的比喻。使得文章生动形象，在这种以议论为主的政论文中，运用新鲜、活泼的比喻，使文章在平实的议论中充满生机和活力。
对偶，排比，也是梁启超喜欢用的，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使他所阐述事物，形象更鲜明，思想意义得到更充分的揭示。如作者称赞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文曰：“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者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在这里梁启超通过一例的排比，把少年与中国的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每一个少年人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巨大责任。
梁启超还常用排比组成对比，《少年中国说》中曾以老年和少年精力性格的不同进行对比，如：“老年人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文中连用九种形象，通过老年与少年的鲜明对比，使读者对封建末世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有一个显豁而形象的认识，使读者更加厌恶、唾弃老年的中国，而更加向往少年的中国。
对偶：在梁启超散文的排比和对比中，就含有对偶的成份，有的虽不那么工整，长短错落，使文章更显得波澜起伏，变化万千。
梁启超散文除了以上的政论性散文外，他还写了一些传记性的散文，多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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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罗兰夫人传》《谭嗣同传》《李鸿章传》《南海康先生传》等。
3．贡献及局限：梁启超散文，较之桐城派古文是一个极大的解放，它完全抛弃了桐城派的“义法”而走了一条自由化，通俗化，半欧化的道路，从文体形式，思想内容到语言表达，都有和古典散文不同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桥梁。
但必须看到，梁启超的散文革新是不彻底的，在语言上仍是浅显的文言文或文言参半，距离真正的白话文学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艺术上也有失败之处，文中有的排比失之于滥，比喻也有不妥之处。尽管如此，这种新文体的贡献仍是不可磨灭的，正如郑振铎所说“象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的文笔，在当时的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 4．影响及意义
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还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宣传和思想文化启蒙而产生的一种明白晓畅，富有感情色彩和鼓动性的通俗文体，它自觉地吸收了外国语法和新名词，形式活泼，文笔流畅，别具一格，是梁启超思想解放，勇于创新，面向世界的文化心态在散文创作上的反映。
梁启超的散文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青年时的毛泽东在长沙师范读书时，就很喜欢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读了又读 ，直到可以背下来”。
梁启超的朋友黄遵宪谈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严复也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此可见梁启超新体散文的影响。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成就和影响在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中是其他散文作家所无法比拟的。
［作品讲读］ 《少年中国说》
1. 此文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典范，写于戊戌维新夭折后流亡日本之时。当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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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中国正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吞并的境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本文中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一方面对当时腐朽的官僚体制提出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对祖国的未来寄予极大的希望，表现了作者要求祖国繁荣昌盛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 2. 此文的艺术特点：
（1）强烈的感染性。作者以饱带情感之笔，或说理，或喻事，或状物，往往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务求恣睢淋漓，充分表达出炽热挚烈的爱国激情，在奔放激荡中给人以慑心动魄般的巨大震撼，极富鼓动性。
（2）鲜明的形象性。此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使抽象的逻辑推理中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老大帝国”的老态龙钟、枯朽衰弱与少年中国的血气方刚、充满活力，在相互比照中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又广泛取譬，多方设喻，先是以人喻国，转而又以物喻人，喻中套喻，喻后接喻，堪称奇观。
（3）高度的灵活性。此文的语言表述非常自由，或文或白，或奇或偶，或引诗为文，或化骈为散，时而用一二个外语洋词，时而用三两句俚语方言，其遣词造句不受约束，无所禁忌，而又尽情尽意，明白无碍。（学生学完《少年中国说》后写一篇学习体会，可以从思想性方面也可以从文体特征。
三是四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革命派作家的文学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由章炳麟、邹容、秋瑾、柳亚子等
近代散文在继资产阶级“新文体”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维新派散文改革的基础上,为使散文语言更趋通俗化作了进一步的努力。语言的近代化,这是比叙述方式更为重要的主体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领域升起的新的美学原则。秋瑾、邹容、陈天华、柳亚子、孙中山、朱执信、李大钊、黄小配、黄远生等对于近代散文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一种真正属于近代的“写作姿态”,刷新了近代散文的语言,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文”的审美信息。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 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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