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诗经_蒹葭_的文化解析

但是还应该看到的是，巫史驳杂的春秋原生文化状态只是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并存的还有各个诸侯小国的多元地域文化。春秋时代，历史跌宕起伏，各诸侯国互主沉

《诗经・蒹葭》的文化解析○田桂香

浮。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多元的。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尽管在有的地区已有了礼教的影子，但在有的地方还洋溢着一种生命的本真欢乐，人们，当然包括女性，仍在大胆地、天然地、自由地、舒缓地追寻着一种爱情的原始纯真。同时，在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时期，各种文化不能不有所渗透。暂且不说春秋以后的中国越来越被笼罩在严厉的礼教的束缚下，礼教文化占据了强有力的统治地位。只说在春秋时代的当时，所谓的初露端倪的礼教文化还深深被相对的“自由文化”所熏染。有两个明

中国人的爱情追求，由于受文化影响，本是一种含蓄，一种内敛。但在传统文化形成的初期，因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两性相悦，表现出一种直露，一种大胆，甚至有着“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追寻的执着。这种情况，在诗歌总集《诗经》里有真实的记载。我们就拿《秦风・蒹葭》为例来做一番探讨。

一、《诗经》时代的文化格局

《诗经》时代的文化背景是在多元文化的合力作用下而形成的。

多元文化格局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就如同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外来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共存，结合，碰撞，就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文化格局。在这样的格局里，人们除了有共同的传统文化做背景外，所接受的文化方式可能情态各异。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有不同的道德评判，这种不同，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当代，尤以年龄阶层分化最为显著。

这样的多元文化格局在中国的许多历史时期都存在过。最早是《诗经》的文化背景，是一个以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为背景，多元地域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

《诗经》所记录的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北方中原地区的社会形态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递嬗，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合流，中华大地进入了她文明发展的儿童时期。所谓巫官文化，是中原地区原始巫术、宗教交融混杂的原生文化形态。从原始人到奴隶社会的商代子孙，人们生产力低下，无力抵御自身以外的所有灾异的侵袭，所以他们在冥想中有超自然的神祗在主宰着这一切。于是，他们举行祭祀活动与这些神祗们进行感情上的拉拢，企求神们不要降罪下来，希望神赐福于人间。这种敬畏鬼神、轻视人事等思想文化的特点，范文澜先生称之为巫官文化。①随着社会的发展，周代的人们已经发现人自身在历史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天意在随心所欲。这样，人的社会开始引起重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人的心灵引起关注。于是，史官逐渐从巫者中分化出来。史官们随时记录着国家的朝政大事和帝王君主的一言一行，成为后代统治阶级政治、思想、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伴随着社会文明而发生的史官文化强调历史的借鉴意义，注重人事生活，重视人伦秩序，倾注人文关怀等，被李泽厚先生称之为已经具有“一些自然发生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精神”②。史官文化的“重视人伦秩序”，使得礼教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初露端倪，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开始确立各种礼仪典章，因社会分工而更加巩固父系社会体系，由父系又派

证：一个就是为了避免礼教实施过程中产生抵触行为的妥协政策——“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实际上造成了社会人行为的分野，宣告了对“自由文化”的退让；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当时生产的需要，战争的需要，地广人稀，迫切需要繁殖人口，周代统治者不但不废除民间自由散漫的婚恋行为，而且还以政令的形式命令没有成家的男女在仲春三月自由结合，更为值得重视的一点就是，无故不执行政令者还要受到惩罚。这在《礼教・媒氏》中有明确的记录：“仲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家者而会之。”这个政令，排除掉了客观情况的无可奈何外，其实，实在是礼教文化对“自由文化”的邀宠。究其原因，不难看出，礼教还远远没有形成气候，还无法形成大一统的控制局面，这种“政令”，只是礼教文化对所谓的“自由文化”的无能为力的一种表现罢了。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诗经》，表现出的婚恋生活就具有了驳杂的特点。一方面有像《郑风・溱洧》里群南群女的戏谑和畅，像《郑风・野有死麋》和《郑风・野有蔓草》中的平民男女自由野合。另一方面，也有像《郑风・将仲子》里的想爱却又不敢，有像《秦风・蒹葭》中的执着的追寻。

二、《蒹葭》的执着追寻

《蒹葭》一诗不长，共分为三章，每章首句借景起兴。三、四句点明主题：隔河企望，追寻“伊人”；后四句描述追寻境况：一是道阻且长，二是幻像迷离，两者皆以“伊人”不可得为旨归。

一个从一大清早就在大河边苦苦追寻的人，他欲和心上的“伊人”相见，并没有像“自由文化”中的男女轻松相约那样只须打声招呼“走，咱们去踏春去！”，而是苦苦追寻却不得见，这说明“追寻者”和“伊人”生活在礼教文化的地域内，礼教在二人中间幻化成一片茫茫大水，在二人之间造成阻隔，而且追寻非常困难。往上去，“道阻且长”，山岭阻隔，形成了重重屏障；小径盘山，需要攀登，“道阻且跻”；而且山和水弯环曲折，“道阻切右”。向下去，也有很远的路程，一会儿出现一个小渚，一会儿出现一个小洲，上不见河源，下不见入口，一条无际的长河，横亘在一个渺小的人儿面前，使其追寻目的不得达到。但这种礼教又不是强大到不可违背的地步，因为“伊人”总也能“宛”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沚”给人一种可望也能即的感觉，而不是那种千呼万唤却总也不出来，反倒让人较容易死心。“伊人”的“幻象迷离”，说明了礼教的薄弱。礼教只是刚刚结成的一个蜘蛛网，还没有形成森严的壁垒。也就是说，《蒹葭》所显示的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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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君权、父权和夫权，从而开始了对婚恋生活，特别是女性婚恋生活的严格规范。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７．１０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年度报告

个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断裂。这里的空间一方面指新生代作品从文学史的时间序列中断裂开来，另一方面指作品在结构方式从时间性转变为空间性。中国文学传统对新生代的小说创作真地毫无影响吗？新生代小说真地逃脱了时间性结构方式了吗？这些深层的问题实际根本没有得到认真思索，因此得出的结论令人生疑。而有人已经超越了“断裂”的认识局限，从文学史或文化史的角度来阐释新生代小说。中国新文学史上有一个散文化、诗化小说的独特传统，郁达夫、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等，一脉相承。樊星认为新生代小说以浪漫气质，创造了多种新型的诗化小说。在《世俗情欲的浪漫升华》（《湖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０５）中，他指出新生代女作家小说的两种诗化形式，一种是林白、陈染着力开掘的日常生活的诗意，一种是卫慧、棉棉精心抒写的带有西方现代主义色彩的唯美和溢恶混杂的诗意。这些作品中流动的情绪和朦胧的性心理，构成了崭新的诗意。在《新生代作家的“诗化小说”与浪漫主义情怀》（《学习与实践》２００６／０４）中，通过对迟子建、吕新、红柯三位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他认为这些作品中的浪漫主义与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唯美主义的交融，形成一种崭新的抒情气质，超越了“欲望叙事”、“身体写作”和“原生态”风格。而在《新生代作家的“家园”情结》（《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０３）一文中，樊星认为“新生代作家已经写出了具有他们独特文学风格的‘家园记忆’、‘故乡情怀’”，这些写“中国作家的家园记忆”的作品，同样带有浪漫的抒情气质。有人从传统文化反思的角度，看到新生代小说与中国新文学史之间的联系，在《从〈财道〉看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转型》（郭玉红：《当代小说》，２００６／１１）一文中，评论者认为部分新生代作品开始摆脱个人叙事的狭小界限，向儒、释、道文化汲取营养，试图对人的精神进行提升和超越。迦达默尔认为，人没有能力超越自己存在的历史，而某些论者却偏要证明新生代作品的“断裂”，实际上，无论从文体继承性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反思连续性的角度看，新生代小说都与文学史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

四、新生代作家的自我评价

“等到作家一自白，任何高明的批评家也该不战自溃。”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家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最具权威性。本年度，《小说评论》对毕飞宇、李洱、鬼子三位新生代小说进行了专题介绍，推出了作家自述，还发表了一组（上接第８页）

是已开始成形，但刚刚初露端倪。

有阻隔，更能激发追寻的勇气。古人一句话“愈来之不易的愈值得珍惜”。而“伊人”的宛然可视，则更增添了追寻的动力。于是，《蒹葭》在内涵上就有了执着的特点。这种执着表现在“追寻者”的行为上。从时间上来说，从“白露为霜”，又到“白露未晞”，再到“白露未已”，时间上在推移，而“追寻者”在“溯洄”“溯游”地追寻；从地点上来说，无论“伊人”在水中央，在水中的小洲上，还是在水中的沙滩上，“追寻者”都在矢志不渝地试图接近。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我们所熟悉的《离骚》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是中国人的气质，是顽强灵活融为一体的开拓型精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这样的“执着”随处可见，反映在任何一个领域内。何止对爱情的追寻！

张法在《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曾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

访谈。在《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张均：《小说评论》２００６／０２）的访谈中，毕飞宇对自己的重要作品《是谁在深夜里说话》、《玉米》、《平原》等一一进行了阐释，而在《自述》（《小说评论》２００６／０２）中，毕飞宇认为小说家关注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自己小说中的农民和女人形象最为成功，等等，这些观点无疑别具机杼；在题为《“倾听到世界的心跳”》（魏天真：《小说评论》２００６／０４）的访谈中，李洱对自己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分析；在《鬼子访谈》（胡群慧：《小说评论》２００６／０３）中，鬼子对《苏通之死》、《大年夜》、《被雨淋湿的河》的思想内涵进行了阐发。这些访谈和自述对于研究新生代作家很有参考价值。陈染在《南开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些不连贯的思考》（《南开学报》２００６／０４）的论文，她认为不应对个人化进行偏狭的理解，小说的个人化不等于写自己，也不等于“小”，缺乏“个人化”的文化是贫穷的文化，小说艺术从某一侧面始于个人化，这些观点无疑很有见地。

通过对２００６年度新生代小说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评论也有跟风走的倾向，一时没有引起媒体关注的作品出现，作家往往马上就会受到冷落，刘建东、刘继明、刘志钊、斯妤、王彪、张旻、吴晨骏、刁斗、王沅等新生代重要作家，这一年几乎没有研究他们的文章发表。陈染、林白、毕飞宇、卫慧这些作家，像往年一样，有很多研究成果，而艾伟等当红作家，正在成为评论者关注的热点。评论界颇有一点追星的味道，这说明大部分研究者还缺乏不为外界所动的纯学术态度。从批评文体上说，笔谈、访谈，这些比较松散的文体，都更易于摆脱规范化的论文单一的观点、内在线性逻辑的限制，随意而谈的结果是带来了更多的思想火花，因此成了非常重要的批评文体。作家的创作谈之类文字，无论是对作品的解读，还是对创作经验的总结，往往比评论家的文字更为准确到位，也应该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注释：

①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第１４页。

（翟文铖，男，山东曲阜市人，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新时期文学）

议论：“在中国礼教的统治下，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允许自由恋爱。因此中国文化的爱的情感，主要体现为夫妇的婚后之爱，别离的游子思妇之思。然而，礼教防范再严，自由恋爱还是一再发生。恋爱与礼教的冲突往往酿成悲剧。”③《蒹葭》开创了中国文化中婚恋生活的一个崭新模式。在以后的中国漫漫封建长河中，礼教的拘压，反抗的狂热，成了一种文化进步的希望，一个生命的亮点，支撑着人们走过凄风苦雨，成就了人们最终追求的幸福。

注释：

①范文澜等．中国通史［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②李泽厚　刘纲纪．中国美学史［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③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田桂香，山东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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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