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机缘研究

宁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机缘研究

古代丝绸之路经中国西北地区，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商贸通道。据公元一世纪的欧洲人记载，中国的蚕丝“织成锦绣文绮”“裁成衣服，光彩夺目”。有一次，罗马帝国的恺撒大帝，穿着中国丝绸缝成的长袍去看戏，大臣们认为那是破天荒的豪华。从此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都争抢着购买中国的丝绸，以显示自己的富有和荣耀，中国的丝绸也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心中至宝。到了公元二世纪上半期，希腊商人马埃斯·蒂蒂安奴斯按捺不住对中国丝绸的望眼欲穿，便派遣了经办人东逾帕米尔贩运丝帛，这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欧人东来的片断记载[1]。当时的中国因出产精美的丝织品而闻名遐迩，并因此而得名“丝国”或“绢之古国”，联结东西往来的这条商路也被后人赐予佳名——丝绸之路。当马王堆汉墓打开之时，展现在人们眼前鲜明艳丽的丝织品花色，让人目眩。后人这才明白，“丝绸之路”何以如此繁荣？是因为高超的纺织和印染技术让世界为之赞许。盛唐时代，河南、河北以及江南地区成为全国丝织业三大中心。“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广义的丝绸之路还应包括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古代丝绸之路连接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的文化交流，承载着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东向传播。

今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宁夏在丝绸之带经济带中的定位是要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其中最主要的是突出中阿（阿拉伯）合作。因为宁夏在产业、经济总量和竞争力都不具备明显优势，但在中阿合作上具备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优势。因此，我们研究宁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突出中阿合作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

一、穿越时空，望断古今，咀嚼历史百味，述说丝绸之路结缘宁夏的千丝万缕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有着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条路的沿线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山谷，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

西汉时期，人们把玉门关（今甘肃敦煌市西）、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南）以西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统称为西域。当时这里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仍过着游牧生活。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贵族势力伸展到这一地区，设官监视，征收苛税，掠夺和奴役当地人民。这时，历经60余年休养生息的西汉王朝逐渐强大，反击匈奴的能力和时机也基本具备，为了增加全胜的把握，欲联合西域的大月氏（ròu zhī肉支）和乌孙，实施两面夹击的战略。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派郎官张骞率领一百多人，向西进发。不幸的是他们刚

走过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不远，就被一队匈奴骑兵扣留，不由分说就将他们押送到匈奴单于王庭（今蒙古乌兰巴托西）以西的龙城囚禁了十多年。后来乘匈奴人疏忽，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弗尔干纳）、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这时张骞要找寻的大月氏已经强大了起来，占居了大夏的故地，那里土地肥沃，安居乐业，不想和匈奴再打仗了，并认为汉朝离大月氏太远，结成联盟实在困难。张骞见事不成只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捉去龙城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军臣单于病死后，发生了争夺单于之位的内乱，张骞这才得以逃脱，他从龙城经过宁夏平原属于北地郡所管辖的灵武、廉县、灵州、富平等县，又循马领水（今马莲河上游）经北地郡治所马领县（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区北），回到都城长安。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元狩四年（前119），随着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反击匈奴的胜利，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先后到达大宛、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从此开通了丝绸之路。汉朝为了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往来，特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4个郡，派兵防守，保护商路，并设置了专门供汉朝使者和往来旅行者休息、补充生活必需品的处所，使西汉和西域各国来往的使者、商贾相望于道，络绎不绝。到了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西域的局势开始动荡，楼兰（今新疆若羌）、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国开始倒向匈奴，相继发生截杀汉朝使节的事件，朝廷以北地灵州（今宁夏吴忠市附近）人傅介子为使，问责楼兰、龟兹。傅介子到达西域后设计刺杀了楼兰王安归，震慑西域诸国，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2]。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两汉交替之际，是丝绸之路上的多事之秋。新莽天凤三年（16），西域诸国断绝了与中原政权的联系，丝绸之路中断。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重新打通隔绝58年的丝绸之路。汉和帝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条支（今伊拉克境内）、至安息（今伊朗境内），临大海（波斯湾）而还。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遣使到洛阳觐见了大汉皇帝，进献象牙、犀角、玳瑁等珍稀物品，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直接往来之始[3]。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的经济联系相当密切，使西域地区的人们物质生活大幅提升。

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开这条商业贸易之路，唐王朝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九月，唐朝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遗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四城修筑城堡，设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称“安西四镇”。唐王朝彻底控制西域之后，修筑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支线，将西线延伸到中亚地区。唐人的财力、物力要比其他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

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囤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奇珍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帝王皇族带头，豪绅阔户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异域奇物为能。在丝绸之路这条充满诱惑的长路上，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的象征。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随着商队的行进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远早于丝绸的贸易品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带动欧亚贸易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当青金石流传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为佛教七宝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远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古代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凿井技术等向西传播，而宗教则向东传播。据史书记载，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一作秦景宪）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传的浮屠经，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最早记载。东汉明帝曾派人去印度求法，佛教刚传入中国被当作神仙道术，中原的汉族人很少有出家为僧者。到了东汉末年以后，外国和中国西部地区去内地的僧人增多，也译出了不少佛教经典，印度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北魏是佛教传播的鼎盛期，在东段北线上的须弥山石窟、百里石窟长廊和陇东双明珠——北、南二石窟寺就是铁的佐证。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叙利亚僧人阿罗本到达长安。阿罗本带来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派别，传播到中国后被称为景教（聂思脱里派）。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禁止佛教，史称“会昌灭佛”。除中国传统的道教以外，其他外来宗教均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至此基督教在中国终止了传播。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应为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据《旧唐书·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来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代矣”。即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前来中国的第一个阿拉伯使者到达长安，他是奉穆罕默德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之命，来朝见唐高宗李治， 并详细介绍了大食帝国的情况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到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

二、地缘相近，踪迹尚存，倾听历史回声，商榷丝绸之路经过宁夏的东西南北

在宁夏这块土地上，每一缕微风都蕴藏着一曲千古绝唱，每一把泥土都能攥出一段温湿的历史，随手捡起的陶片都可映射出昔日的辉煌。无论是远古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还是中古时期的西北丝绸之路，都可在宁夏南北找寻到丰厚的文化积淀。在丝绸之路沿线，保存最完整、最多的遗迹就是壁画和岩画，驰名中外的贺兰山岩画就是远古草原丝绸之路留下的文图信息。

在张骞未开辟丝绸之路的西汉初期，就有通过当时七河地区[4]的乌孙至蒙古高原的记载，也就是远古时期的草原之路（又称作草原丝绸之路）。当时处于这条道上的北地郡灵州县（今宁夏吴忠市附近）设立“河奇苑”和“号非苑”[5]，是

朝廷直接经营的畜牧业基地。唐时称回纥道或回鹘路，从中原正北走越过阴山以南的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进入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南俄草原，西去欧洲的陆路商道。欧亚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都曾先后活跃在草原丝绸之路上。这条道在秦汉时期沿秦直道，由关内咸阳到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再通往草原各部;唐代时主要沿参天可汗道[6]，即由朔方节度使驻地灵州通往突厥、回鹘牙帐（今蒙古国哈尔和林附近），往西经阿尔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横跨欧亚大陆。这条道在后来特别在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道诸州陆续沦陷于吐蕃，传统丝路受吐蕃阻绝，唐朝与西域城邦不得不选择草原丝绸之路相互交流。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商贾的财产与人身安全又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为了保障丝路安全，于元鼎三年（前114）从北地郡析置安定郡，郡治在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驻地）成为丝绸之路东段的军事和商贸重镇。丝路东段也就是由汉唐长安到阳关、玉门关的路线，有丝绸之路东段北线（以下简称北线）、丝绸之路东段中线（以下简称中线）和丝绸之路东段南线（以下简称南线）之分。但是到了甘肃河西地区以后，因为河西走廊的原故，几条线又合而为一。

经过宁夏境内的即为丝绸之路东段的北线，也就是古代所称的乌兰路。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这一段记载正是后来丝绸之路所经过的路线。经匈奴入侵的劫难之后，这条线因祸得福，赢得了西汉朝廷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通讯和服务设施，也为以后丝绸之路的商旅往来提供了方便。

西汉末年关中大乱，班彪欲到凉州治所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避乱，陇县属于割据者隗嚣的势力范围。班彪从京城长安出发到安定郡治所高平县，在这段路途上写下脍炙人口的《北征赋》，详细记叙了从长安到安定郡的一番路途经历与见闻，也为后人研究这段丝绸之路记下了具体走向和地址。

隋朝初年的一起商人被盗案就发生在这条道上的原州城。当时有个西域商人在旅店里丢了货物，疑是同宿者所为，就告到了原州总管元褒的大堂上，元褒明知此案有冤情，但一时间又难以破获，只好暂时放了被告的住店者。可是这个商人却扭住不放，又诬告元褒是受贿放了被告，一直把官司打到了隋文帝杨坚跟前，杨坚也深知元褒的为人和案件的蹊跷，可碍于外交政策只得免了元褒的官职，赔了商人的损失。由此事件可以看出，隋朝对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视程度。

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凉州条下记载：“东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兰（应作乌兰）一千六十里（应作一千六百里）。”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记载，它记载了唐代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到上都即长安的途经重镇和距离。前一句特指由凉州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到长安的距离是二千华里（古人称之为秦州路，即中线）。后一句是说经由乌兰县（今甘肃景泰县五佛乡沿河村）到长安的距离是一千六百华里（即北线）。从唐代的行政区划来看，取道北线由长安到凉州，中间经过的州（郡）有邠州（今陕西彬县）、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城泾河北岸水泉寺古城）、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和会州（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陡城）。

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在西安市和武威市之间连一条线，中间所有经过的州（郡）治所都紧紧地依附在这条线的两侧，两市之间的直线距离约为650公里，因此在丝路东段的三条线路中，北线是最为繁忙的，距离也是最短的，比中线要短150公里左右。唐代出长安西行或北行的人一般走的是开远门，是长安城西面三门靠北的一个。自开远门西行约10公里就到了渭水边的中渭桥（还有东渭桥和西渭桥），这里是西北向行人的必经之地，它和东面的灞桥一样，也是亲朋好友为远行者折柳相送的伤心之地。过了中渭桥再西行10公里就到了咸阳，从此北行与西行的人会分道扬镳，西行者会沿着渭河北岸直向西去，而北行者则由此折向西北，经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北）、奉天（今陕西乾县）、永寿（今陕西永寿县）到邠州（今陕西彬县），自邠州开始，北线就进入了泾水河谷地带，行至蒲水与泾水交汇处，又可分为两条孔道到达原州（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市），一条继续沿泾水河谷向西，经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城泾河北岸水泉寺古城）、阴盘（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曹湾古城）、古塞城（今崆峒区安国镇颉河南），然后折向北经那城（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到原州。另一条路沿蒲水河谷行进，到北石窟寺又沿茹水河道西行经汉代彭阳县（今甘肃镇原县东）、临泾（今甘肃镇原县）、百泉（今宁夏彭阳县）到达原州。唐代安史之乱时，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也大致走的是上述这条北线。

丝绸之路东段中线与南线几乎与宁夏境内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在一些事件上有些关联，这里不在赘述。

三、人缘相亲，宗教相同，究诘历史肯綮，追溯丝绸之路留给宁夏的血脉根基

回族是古代中国境外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与中国境内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及其先民与中国的国际贸易紧密联系，他们对中国中古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回族的盟芽、形成、发展以及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条件[7]。回族的祖先最早使用“回回”作为自称的证据是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牛街礼拜寺“敕赐礼拜寺记”碑，已有400年的历史。但“回回”一词见于汉文文献的时间则可以上溯到11世纪的北宋时期[8]在“回回”这个词出现相当长的时段中，并非是作为一种特定人群的自称而存在，而是一个汉人对当时汉族以外的部分其他人群的客位性称语。

“回回”一词在汉文文献中最早见于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该书卷五中引录了北宋边军吟唱的凯歌，其中有一首歌词为：“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此处的“回回”一般被解释为当时活动于西州一带的回纥（维吾尔族的祖先，唐德宗贞元四年将“纥”改成“鹘”），因为歌词中的安西、河源，明显是指唐代后期西迁进入西域的回鹘人所据之地。以后一直到蒙古兴起之际，汉人仍然把“回回”、“回纥”、“回鹘”视为同义词。较为典型的是南宋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彭大雅在出使蒙古国回来后，将亲身见闻写了一本书叫《黑鞑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书中提到当时蒙古国由镇海所主的行于回回的文字时说：

“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曾经有人将这种文字解释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但字母数量远不相符。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森安孝夫运用敦煌和新疆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字证实这里提到的回回文字实为回鹘字母无疑，缘于二者字母数量完全相合。可同样在这本书中，有的地方使用“回回”又不是专指回鹘（畏兀儿），如书中说察合台的兵在“回回”，这里的“回回”明显不是指回鹘，因为察合台的封地应在比回鹘更西的今新疆西部至中亚一带，故对于同期文献中出现的“回回”一词和指代，应具体分析，不能一而概之的去理解。

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后，“回回”一词的包含范围又有新的变化。我们可从《元史》中注意到其含义有广义和狭意之分，狭义是指当时从中亚西亚进入中国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穆斯林），广义则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作“西域”的代名词，因为元代汉文文献不时会把一些不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阿速人等也说成是回回[9]。《蒙古秘史》第152节有这样一段话，王罕的兄弟诉说他年幼时，“后惧乃蛮攻杀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意思是后来他为了躲避乃蛮人的攻杀，就到垂河（楚河）流域回回居住的地方，当时属于西辽统治的中心地带。这里的“回回”作为地名，狭义指当时蒙古西征的对象花剌子模国，广义指整个突厥斯坦地区。作为族名，狭义上用于指代花剌子模人，广义上则指代所有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元朝时将国内民族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被列为全国四等人中的第二等人，包括唐兀、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等等，他们作为蒙古人征服中亚和西域的归附者受到元朝的重视，待遇仅次于蒙古人。在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色目人中，以回回人为最多，因而有时也用回回人代称色目人。

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就是元初朝中地位显赫的色目籍大臣、著名政治家。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也是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的六世祖。蒙古成吉思汗西征时，赛典赤·赡思丁率领塔吉克千骑迎降，太祖以“赛典赤”称呼（阿拉伯语指贵族）。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以赛典赤·赡思丁为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后来他卒于任上，被追封为咸阳王。长子纳速拉丁，历任云南、陕西省平章政事。纳速拉丁的子孙以其名纳、速（苏）、喇（拉）、丁为姓。据《陕西通志》记载，元朝初年，贵族纳速拉丁“子孙甚多，分为纳、苏、喇、丁四姓，居留各省”。今宁夏永宁县纳家户村就是其纳姓子孙的聚居地，其他苏、喇、丁也为宁夏回族中的大姓。

实际上在宋元时期的汉文文献中把回鹘人、突厥人统称“回回”，还把印度人称“黑回回”、把原居南俄草原的阿速人（阿兰）称“绿睛回回”。[10]汉族人这种宽泛的回回概念一直延续到元末明初甚至更晚的时期。明朝建国伊始，为加强对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同化，曾专门立律限制其内部通婚。《大明律·蒙古色目人婚姻条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汉族）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律条下的纂注作：“蒙古即鞑子，色目即回回。钦察又回回中之别种……然回回钦察在色目中为最丑陋， 中国人有不愿与之为婚姻者， 则听其本类自相嫁娶。”以上将色目与回回等同，并以钦察为回回一种的观点反映了明代不少汉人的共识。从明律的规定看，明朝统治者意在使回回人全部被同化为汉人，只是考虑到其中的钦察回回有与汉人联姻的现实困难，所以才特许这

些人族内通婚，这就是说“回回”一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含也发生着变代，曾经作为所有色目人的代称，甚至把很多不为了解、特别生疏的族群，也囊括在“回回”词下，原因不在于其自身，而是被他人所命名的。“回回”含义到专指穆斯林的演进中，体现了不同的族属意识和文化特征。自明朝末年以后， 随着在华穆斯林对回回名称的全面接受， 回回这一名称才在汉回双方的文献中都成了伊斯兰教徒的同义语。以“回回”一词的演变及宽泛程度而言，回族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蒙古攻灭西夏以后，来了一个民族大换血，把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军队派往西夏故地，进行屯垦牧养。也就产生了“宁夏”之名，也容纳了宁夏回族的先民。元朝建立后，给予这些外来人比较高的社会地位（色目人），这样就吸引了更多的具有经商天赋的西方商人，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前赴后继地踏上了丝绸之路这条用黄金铺成的大通道，这时在宁夏境内出现了人口繁夥、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

宁夏境内的回族形成与居落集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和安西王阿难答及其所统帅的15万蒙古军队大部分成为伊斯兰教徒有关。阿难答是一位笃信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安西王忙哥剌之子。于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袭封为安西王，统辖唐兀之地（今宁夏、甘肃、陕西、四川等地）。阿难答自幼就在一个穆斯林家庭长大，耳濡目染的启蒙教育当然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他不仅尊重伊斯兰教，更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在其辖境内建立清真寺，广泛传播伊斯兰教义。经阿难答的执着和抗争，终于赢得了伊斯兰教在宁夏等地传播的合法地位，为宁夏境内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和回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回族来源于丝绸之路、产生于丝绸之路、服务于丝绸之路、崛起于丝绸之路。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衰荣枯形成于中国境内，且吸收和融合多种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回族的族源在种族、国别、民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

20世纪80年代，宁夏固原出土了波斯珊萨王朝的鎏金银壶和古罗马金币，成为轰动一时的考古新发现。这些文物充分证明古老的“丝绸之路”在宁夏这块土地上早就播下西方文明的种子。尤其是蒙古的兴起及3次西征，促进了中西交流，实现了民族大融合。随着蒙古大军一次次的凯旋东归，总是把大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国境内，封赏给出征有功的将士，发挥其聪明才智，继续创造财富。这些中亚、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军人、工匠、商人官吏及他们的家属，与“土生蕃客”回族先民一起，在“回回”这个充满凝聚力和亲和力的名号之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然而，在这个新组成的群体中以穆斯林为主体，为原来的被称作“老回回”的群体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回回民族群体的壮大。这个新的民族群体历经元、明两代宽松的民族政策和一系列激励措施，使这个新民族充分体现出了其聪明才智，以及较其他民族更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回回商人以他们精明娴熟的商贸技艺促进了中外经济共同发展，同时也充当了文明使者，传播了中西方的先进文化，促进了当地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多元成分的回回民族，有其百折不挠、凝聚力极强的民族精神。多种语言素质使得回回民族与西方阿拉伯

民族及穆斯林的交往便宜了许多，有着极强的亲和力。

在宁夏，凡是有一定规模的村镇都有清真寺，有些小村子甚至有2～3个清真寺。拥有220万穆斯林的宁夏境内有4200多座清真寺，这种密集程度在伊斯兰国家也不多见。宁夏回族保留着所有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同全世界57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其中22个是阿拉伯国家）风俗习惯相近，宗教信仰相同，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宁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充利用中阿博览会这个平台及人缘、地缘关系，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前景。

四、回归传统，改革创新，绾住历史情结，夯实丝绸之路支点宁夏的战略高地

历览五千年华夏文明史，自古丝路畅通，国家强盛;丝路断绝，国家衰败。这是理通千古、理通万国的不争事实，只不过古代是以商品交易带来了文化交流，而现代是以文化自觉性促进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建设一个约8000公里的商贸走廊，让近30亿人口从中受益。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宁夏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战略支点，这种“吃饭、穿衣量家底”的务实提法，目光高远，定位准确。“支点”不仅仅是物理学的名词，其潜在意义为事物的关键和中心。中国向西开放，宁夏首先西进阿拉伯世界，成为无可替代的向导，具备族源亲近的天然优势，这就是关键;丝路骄子穆斯林东来贸易，宁夏有他们宾至如归的理想驿站和宗教场所。这样西去问向导，东来找驿站，宁夏既成人流物流中心，又成信息咨询中心。宁夏具有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先导性合作平台——中阿博览会，在政治对话、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上已经得到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地区在内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国家的广泛认同。宁夏的回族与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拥有相同的信仰和文化，彼此之间有着浓厚的兴趣。借助中阿博览会，宁夏可以逐步建立面向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地区重要的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生产服务基地和中阿优势特色产业对接基地，从而完成率先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民族基础和现实社会条件。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非顺风顺水，沿线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宁夏要在这样曲径通幽的商贸长廊里，推进经济合作，务必要选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宁夏具有战略高地、桥梁纽带、交通枢纽和能源基地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如若借助宁夏为全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特殊优势，进一步拓展中阿博览会平台空间，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先行一步，将为国家构筑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共宁夏区委十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建设“开放宁夏、富裕宁夏、和谐宁夏、美丽宁夏”的科学发展思路，正是宁夏主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务实之举。建设“四个宁夏”符合世情、国情、区情，也符合中国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想让一个羸弱无力的宁夏走上丝绸之路，更不想让一个举止邋遢的宁夏走近丝绸之路，充分体现出宁夏对事业敢担当、对世界负责任的旷世情怀。因此，宁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要以“四个宁夏”建设为行动纲领，努力走出一条合作、共赢、和平、文明的发展之路。

注 释：

[7]参见杨怀忠：《中国回商文化》（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001页。

[8]参见姚大力《“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中国学术》2004年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4～95页。

[9]参见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

[10]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