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困境下的女性命运--苏童小说《红粉》主题探究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JOURNAL OF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No.3 2019Sum No.154

历史困境下的女性命运

——苏童小说《红粉》主题探究

李润菡，何嵩昱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中篇小说《红粉》是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将秋仪、小萼两位女性角色置于同一生存环境与时代背景中，并使二人与同一男性——老浦产生感情纠葛。通过展现她们的价值选择以及她们对待亲情、友情、爱情的态度，作者塑造出两位丰满立体、个性十足的女性人物形象。不难发现，秋仪与小萼的性格特征贯穿作品始终，并未因“妓女改造”这一历史转折产生明显变化。秋仪身为妓女，却于事事处处闪烁着人性光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者对其肯定与怜悯的情感倾向。

关键词：《红粉》；女性；历史；妓女改造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421（2019）03-0054-05

20世纪80年代末，苏童创作渐由先锋小说向新历史主义小说过渡，《红粉》即这一时期代表作。作品将时间定位于1950—1954年新中国妓女劳动改造，空间定位于以苏州妓院“翠云坊”为中心的区域，这一时空交错下，走出了两位“大时代的小女人”——秋仪、小萼。秋仪蕴含阳刚之气，爱憎分明、重情重义；小萼富于阴柔之美，好吃懒做、怯懦自私。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导引她们走向各自的命运之渊：秋仪逆流而上拒绝改造，实现历史逃遁；小萼顺流而下接受改造，接受历史洗礼。但在劳改运动后，二人的价值观念并未产生显著变化，这不禁使我们对这一历史行为的有效性产生怀疑。

一、“反抗”与“顺从”——同一生存环境与时代背景的不同选择

“女人的特性没有一种可以证明她的本质或意愿原本就是堕落的：它们是处境的反映。”[2]694秋仪与小萼同因家贫于16岁卖身为妓，她们的“堕落”归因于贫困的处境，

她们所谓的“自愿”纯属被逼无奈。旧社会的女性处于男性中心世界的边缘，以妓为职业的女性因“性——金钱”交易不被社会接受，因而处于“边缘的边缘”。“由于社会总的来说把她们当成贱民对待，妓女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团结；她们也许彼此是对手，因而彼此感到嫉妒：恶言恶语，打来斗去，但为了形成一个相反的世界，能够获得做人的尊严，她们深深地感到相互需要。”[2]636秋仪与小萼之所以能够成为情谊相投的好姐妹，一方面由于二人有相似的过往，同病相怜；另一方面由于潜藏在个人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使她们主动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来自社会各界的冲击，维护自身仅存的尊严。

然而，秋仪与小萼选择以不同方式表达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面对妓女劳动改造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秋仪“纵身一跃，跳出了卡车。小萼看见秋仪的身体在城门砖墙上蹭了一下，又弹回到地上��她把高跟鞋踢掉了，光着双脚，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

收稿日期：2018-11-05作者简介： 李润菡（1994—　），女，天津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通讯作者：何嵩昱（1976—　），女，贵州威宁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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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仪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1]5-6秋仪勇敢独立，对“改造”本身不甚畏惧，在登上通往劳改营的卡车前，她仍装饰打扮，惬意地吃烧饼，并说：“怎么不想吃？死犯杀头前还要吃顿好饭呢。”[1]1她并不惧怕吃苦，认为吃苦应体现其价值。在与小萼讨论养育子女问题时，她说：“你

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吃点苦算什么？”

[1]48在秋仪看来，生儿育女乃女性价值所在，她渴望如此生活。接受劳动改造意味着她将离开甚至失去情人老浦，丧失作为一名女性的美丽、自由、尊严，无休止地重复毫无意义的劳动，这对她而言是比死亡更加沉重的打击。所以她孤注一掷，以生命为筹码换取自由，以实际行动表达内心反抗意识，以一己之力实现与历史的脱轨与逆行。

与秋仪相反，柔弱胆怯的小萼缺乏逃离的勇气，因而选择留在劳改营中接受劳动改造。长期依赖秋仪的她在独自面临未知而艰苦的生活过程中产生了本能的恐惧，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妓女要接受改造，没有人允许她发声、质疑，有的只是一句：“这是为你们好。”[1]3因此她只能顺从，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

劳改营恶劣的生存处境与往昔妓女生活形成鲜明对比。“铺上有许多跳蚤和虱子，墙洞里的老鼠不时地跳上妓女们的脸，宿舍里的尖叫和咒骂声响成一片。”[1]6不仅如此，她还要忍受瑞凤的“骚扰”，“瑞凤的手经常伸进她的被窝，在小萼的胸脯和大腿上摸摸捏捏的。”[1]21然而，令小萼难以承受的是作用于身体的高强度劳作：“从早晨到傍晚，小萼每天要缝三十条麻袋。其他人也一样，这是规定的任务，缝不完的不能擅自下工。”[1]11结果，“小萼看见自己的纤纤十指结满了血泡，她最后连针也抓不住了。”[1]12“女人的身体承载着男人与女人间恒常的斗争”[3]6，劳动改造使妓女们深刻认识到“劳改”的艰辛与残酷。因此，小萼试图悬梁自尽，以身体的自我放弃与取消实现貌似顺从的反抗实质。与秋仪相比，小萼的反抗更为消极被动，这恰恰体现了她怯

懦软弱的性格特征。

面对历史洪流，来自同一生存环境与时代背景的两位女性企图凭借一己之力完成历史逆袭，她们因自身性格不同选择了不同的逃离方式，不同的选择引领她们走向各自不同的命运。然而这种反抗终究是徒劳的，丝毫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与现实世界的残酷。

二、“情”与“性”——同一男性的不同情感态度

《红粉》中，秋仪、小萼与同一男性——老浦产生了感情纠葛，然而二人对待老浦的情感态度却大有不同。秋仪与老浦不仅仅是妓女与嫖客的关系，他们对彼此有情有义，秋仪更是视老浦为情感的依托与终身的伴侣。十七岁的秋仪初遇英俊多金的老浦，献上了自己的贞操，“在这个意义上秋仪无法忘记老浦给她的烙印和影响。”[1]42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往往将情与性分离，而女性则倾向于将二者结合。因此在日后的相处过程中，秋仪从未凭借二人的性关系向老浦索要财物，直到老浦因其母亲反对企图将秋仪排斥于家庭生活之外时，她才提及金钱问题，正是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二人性关系的实质。秋仪一心希望老浦能将自己当作“新婚太太”，若在这种情况下，二人的性活动可被看作情感交流，不涉及服务与价值交换。若使金钱介入，这一关系的实质即转变为妓女、嫖客间的供求关系，秋仪向老浦提供的是职业技能，不涉及情感投入。因此，秋仪索要报酬的行为是试图以自我否定与贬低的方式实现自我肯定与治愈，表达出她对男性与爱情的美好幻想的破灭。

跳车逃跑后，秋仪认定老浦是她投靠的第一人选。在间接被浦太太“驱逐出门”后，秋仪对老浦心灰意冷，偶至玩月庵剃度出家。自此，她从相信并依靠男性、爱情、婚姻转变为相信、依靠自我、金钱、宗教。拜伦曾说：“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2]725秋仪对老浦的爱贯穿作品始终。面对老浦的遗忘与移情别恋，秋仪选择了宽容与祝福，然而自己却自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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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弃地嫁给了“一个鸡胸驼背的小男人”——冯老五。老浦死后，秋仪主动承担抚养悲夫的责任，一方面由于她无生育能力且求子心切，更重要的是希望自己能担任悲夫母亲的角色，使对老浦深沉的爱有的放矢。

当小萼劳动改造期满回城时，老浦的奢侈生活已被时代粉碎。面对老浦的诱骗，小萼选择了顺从。在与老浦相处过程中，小萼时时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只顾吃喝玩乐，经常使老浦囊中羞涩而不得不东求西借。她又以怀孕、结婚为由辞去玻璃瓶厂的工作，完全实现了对老浦的依附。二人仅靠老浦微薄的工资度日，小萼仍旧好吃懒做、固执任性。马罗在《成年人》中说：“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2]629这一说法有力地揭示了老浦与小萼关系的实质。劳动改造丝毫没能改变小萼的种种人格缺陷以及事事处处依附男人的习性，她与老浦的婚姻关系更多地体现出“性——金钱”交易而并非爱情。拮据的生活使小萼深感不满并处处寻求发泄，这迫使老浦走上贪污犯罪的不归路。老浦死后，小萼依靠与张先生私通继续住房，事情败露被张太太赶出家门。第二年她主动放弃为人母的权利，将悲夫送给秋仪抚养，目的是能与北方大汉私奔。小萼虽然接受了劳动改造，但仍过着以性为代价谋求生存资源的“妓女生活”，仍改变不了好吃懒做、依附于人的性格本质。秋仪与小萼对待情与性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三、“利他”与“利己”——不同个性的不同生存理念

纵观全篇不难发现，秋仪与小萼两位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征贯穿作品始终，并未因“妓女改造”这一所谓的历史转折产生明显变化，这可以从她们对待亲情、友情、爱情的不同态度上看出。

对待亲情，秋仪尽全力做到一个以妓女为职业的家庭女性所能做到的一切。被老浦抛弃

后，秋仪过家门而不入，但“在经过父亲身边时，秋仪从手指上摘下一只大方戒，扔到盛蚕豆的碗里。”[1]18她起初想过回家，但“贫穷肮脏的酸臭味”打消了她的念头。更重要的是她不知家人是否欢迎她，尴尬的妓女身份使她难免遭受他人的嘲笑和质疑，她不愿因个人原因拖累整个家庭。因此，秋仪唯一能做的就是远远地望着家人，默默地关心家庭生活，并从经济方面为他们提供些许支持。得知父亲横死街头，秋仪归家奔丧哭得死去活来，她利用这次机会印证了姑妈在意世俗流言，不愿收留自己的想法，但也只是心灰意冷地戚戚垂泪，独归玩月庵。被玩月庵尼姑驱逐出门后，秋仪再度归家，面对姑妈的冷淡与表弟的怨恨，她选择了宽容与成全并决心嫁人。无论身陷何种困境，秋仪事事处处始终以家人为先，无不体现出她对亲情的重视以及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好品德。

对待友情，秋仪始终将小萼视为亲姐妹，是小萼妓女生涯的唯一依靠。她托老浦给劳改营中的小萼送去“小包裹”，使小萼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得知小萼与老浦的“背叛”，秋仪仍在二人的婚礼上为小萼送去自己最喜爱的龙凤镯作为嫁妆并叮嘱小萼同老浦好好生活。她以赠伞为喻向小萼表明若日后二人遭遇困境可向自己求助的心意，却被小萼误解为恶毒的诅咒。老浦被枪毙的当晚，秋仪深谙小萼胆小怯懦，主动上门陪伴。在小萼提出将与北方大汉离乡，想把孩子送给秋仪抚养时，秋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并许诺“悲夫交给我你可以放心，我对他会比你更好。” [1]49作者通过秋仪在“妓女改造”运动前后一系列行为活动的书写，塑造出一位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女性人物形象。其行动的主动性与利他性倾向贯穿作品始终，并不因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与秋仪相反，小萼处事始终奉行利己原则。与亲情、友情相比，小萼认为“男人”更重要，她需要的仅仅是性别的依附而非爱情。这一观念源于她胆小怯懦、好吃懒做的性格本质以及身为旧时代女性面临男权社会的固有局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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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性”这一权利符号，小萼能够舍弃姐妹情甚至骨肉情，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什

么都明白，就是不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回事。”

[1]49

由于自身与时代的局限，小萼的女性意识从未觉醒，因此她不理解自己为何做出此种选择，为何身陷此种命运圈套。小萼离乡后，面临她的命运无非是继续依靠两性关系谋求生存，继续演绎“娜拉出走会怎样”的故事。虽然她通过“妓女改造”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妓女之名，但并未摆脱“性——金钱”交易生存模式的妓女之实。相对于秋仪，小萼的行为体现了旧时代女性的被动利己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不但没有因“妓女改造”而改善，反而更加淋漓尽致地被展现出来。“利他”与“利己”是秋仪与小萼因不同个性而形成的不同生存理念，与生存环境、时代背景并无必然关联。四、“合理”与“徒劳”——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反思

“任何阶级或任何性别，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责备都是荒诞的。”[2]523秋仪、小萼属于同一职业群体，来自同一生存环境与时代背景，并与同一男性产生感情纠葛。然而，她们的性格本质与价值选择截然不同，不因“妓女改造”这一政治历史事件而改变。尽管作者试图以最大限度保持“零度情感”，但仍难以掩饰对秋仪这一女性角色肯定与怜悯的情感倾向。尽管秋仪身为妓女，却事事处处闪烁着人性光辉。

妓院作为一种“性——金钱”交易场所以不同形式、名称存在于古今中外各个历史阶段。制度、契约可以存在与履行也可以打破与违反，妓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受现实社会规范束缚的性自由。那么，“妓女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是消除空间上的卖淫场所，消除时间上延续已久的“妓文化”，还是消除妓女依靠性而非劳动取得报酬的生存模式？相信三者兼而有之。“妓女改造”的对象又是谁？是以性服务为职业的妓女？还是普通人的价值观念？劳动

改造期满回城做工的小萼仍然遭到女厂长的嘲笑欺侮，秋仪也先后被浦太太、姑妈等人鄙夷。无论改造前后，人们对底层妓女普遍怀有高度戒备甚至排斥心理，这一心理状态明显滞后于新社会浪潮的前进步伐。因此“妓女改造”势必包括对普通人价值观念的改造，若接受改造后的妓女仍得不到社会的接受与认可，那么这样的改造只能带来命运的挣扎而徒劳无益。

自1950年政府开始大规模整顿妓女至1954年几乎全面撤销劳动训练营，轰轰烈烈的“妓女改造”运动只持续了近四年时间，“据史料提供的数据，至1954年改造期间逃跑、出院后被生活所逼或自甘堕落、屡教不改而重操旧业的妓女比例占到20%左右。可见对娼妓的收容改造，远比人们预想要复杂的多，艰巨得多。”[4]122事实证明，“改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任重道远的过程，它应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进行，例如：被改造主体的生存状况、知识水平；以何种方式完成改造任务等。仅作用于身体而未作用于思想的改造治标不治本，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真正的改造应首先作用于思想进而作用于身体，由此完成意识形态的“询唤”。五、结语

妓女题材小说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传统“妓女小说”不同，苏童在《红粉》中对两性关系基本保持中立立场，采用平视而非俯视的叙述视角对妓女生存状态进行近乎“零度情感”的书写，体现了男性叙述主体在叙述女性历史过程中的客观态度。身为男性作家的苏童以文学为途径讲述有关女性的历史，以民间非主流话语对官方主流话语进行结构与颠覆，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立场重新讲述50年代的政治历史运动。目的在于使“不能讲述的历史”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尽情演绎，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相，突显了作者对历史意义与价值的淡化以及对个人生存与命运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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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2019年6月

[5] 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福柯.规训与惩罚[M].上海:三联书店,2003.

[1]苏童.红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2008.

[4] 杨洁曾，贺宛男.上海娼妓改造史话[M].上海:三联书店,1988.

The Fate of Female in Historical Predicament

——A Study on the Theme of Su Tong's Novel Women

LI Runhan, HE Songyu

(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

Abstract: A medium-length novel Women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Su Tong' s new historicism novels in which he places two female characters, Qiu Yi and Xiao E in the sam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ime background, and causes them to have emotional entanglement with the same man, Lao Pu. By showing their value choice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family, friendship and love, the author portrays two well-rounded female characters with full personalit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Qiu Yi and Xiao E run through the work all the time, and have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stitutes. As a prostitute, Qiu Yi shines with the brilliance of human nature everywhere, which shows the author' s emotional tendency of affirmation and compassion to Qiu Yi.

Key words: Women; female; history; transformation of prostitutes

（责任编辑：张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