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童看“先锋”
——评《妻妾成群》和《米》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一批年轻的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做出了一些实验,出现了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所谓“先锋”,肯定是比之前的多处了一些崭新的特质。在“先锋小说”中,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经趋向淡薄,它们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当代著名小说家苏童历来被推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本文将就苏童的代表作《妻妾成群》与《米》进行分析,看看苏童的先锋性。
苏童曾说过关于他写作的一番话。他说他已经自己把这边的脸糊上了那边的脸,基本上他已是蒙面人,基本上他没有一张标签可以完成他的文字说明,所以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什么派的,他只是不停的在所谓的求变化的这么一种,到现在他们仍然是这么心态。他不太在意别人把他归入什么派别,但他想他的写作还是按照他的直觉和他的标准在写。小说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来自于生活当中一个虚幻的记忆,这个记忆也许本身是错误的,毫无价值可言,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形成了一部小说,原形也是这样,所谓生活当中的原形不原形,有时候给你提供了一个艺术源泉冲动,本身是怎样并不重要。这就是“先锋小说”的内涵,重视“虚构性”和“叙述”,而忽略文本本身要表达的中心主旨,他们关心的是故事的“形式”,把叙事本身看做审美对象。
首先,我们先谈一下“先锋小说”的创作概况。会有人觉得中国当代的先锋只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他们的作品形似外国作家作品,实际上是在另外的轨道上缓缓徐行。也许注定了是无法超越的。所以,他觉得他们悲壮而勇敢,带有神圣的殉道色彩。对于他们嘲笑是无知的表现,冷漠是残忍的表现,他们应当有圣徒的品格和精神。所以,真正的先
锋是一如既往的。苏童的强调“形似”虽然主要是指向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叙事策略对西方或拉美的借鉴与接近,而相对于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所引起的绝不仅仅是形式实验,而是一场艺术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九十年代初,先锋作家的形式实验由于自身自由创作与读者接受的双重限制,逐渐褪去了最初的炫目光环,呈现出脆弱的一面,不变已难以为继。为摆脱写作困境,他们纷纷转型,不再一味的讲究技巧,开始将曾被自己摒弃的故事与意义纳于笔底视野。但是决定与现实文化环境发生联系的先锋作家们,首先遭遇的是自身阅历的缺乏和对现实生活把握的无力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历史时空,想象与虚构成了他们拾掇历史碎片关注现实精神的重要手段。这种出于自身变更创作需要而对历史的理解呈现出逸出传统的特点。
苏童的创作历史领域的开拓正是发生在这种转型的大气候下。苏童在进行现代叙事技巧实验的同时,他也相当重视小说的那种“古典”的故事性;在故事讲述的流畅、可读,与叙事技巧的实验中找到平衡。传统写实小说的元素,在苏童后来的创作中得到展开。苏童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历史”,而“历史”已被虚化,留存的只是一些残片。对于“意象”的经营他十分关注,尤其擅长女性人物细腻的心理的表现。在有关旧时中国家族的叙事中,长流露忧伤,颓败的命运。他的小说有某种传统士大夫对旧时生活依恋、融入的态度,对于红颜薄命等的主题、情调的抒写,投入而富有韵味。
下面,我们着重看《妻妾成群》。简略的说,它叙述了颂莲由一个女学生变成大户陈家的四姨太,渐渐融入陈家大院的争风吃醋中,目睹陈家女人一个一个的悲惨命运,最终自己也变成了疯子。《妻妾成群》是苏童风格的一次转变,从形式退回到故事,尝试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故事。准确他说,《妻妾成群》并不能反映苏童作为“先锋派”的面目。这篇小说已经带有回归传统的意向,甚至不少人把这篇小说推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在这里选择这篇小说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主要是因为这篇小说影响甚大,也标志着苏童叙事风格走向成
熟。况且这篇看上去古典味十足的小说,也显示了非常现代的叙事方法;它强调语言感觉和叙事句法,依然未脱形式主义外衣,因此,它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也恰如其分。作者抛弃了一些语言习惯和形式圈套,拾起传统的旧衣裳,将其披在人物身上,或者说是试图让一个传统的故事以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物获得重生。在这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中,历史不再呈现为破碎的表象,而成为十分完整和清晰的人和事,以作者自己的方式“缝补叠合”的重建着,它们虽不及前一个阶段的小说那样厚重深邃,但也是非常鲜活生动的历史,具有人性的深度。
女主人公莲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新青年相反,这个“新女性”却自愿走进了一个旧家庭,几乎是自觉成为旧时婚姻的牺牲品。她的十分坚决成为她走向绝望之路的原动力。因为当她的继母问她是要嫁人还是做工时她选择了嫁人,问她嫁穷人还是嫁富人时她选择了嫁富人,即便是做小也愿意。颂莲一进门就对那口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口井在园墙角的紫藤下,在紫藤花沉沉的开着的时候,这里是那么美。颂莲拨开藤叶走到井边。“井水是蓝黑色的,水面上浮着陈年的落叶。颂莲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里放大了,沉闷而微弱。有一阵风吹过来,把颂莲的裙子吹得如同飞鸟,颂莲这时感到一阵坚强的凉意,像石头一样慢慢敲她的身体。”颂莲走了,紫藤花忽的掉下来,她觉得很诡异。这是一种死亡的气息。
后来,与陈佐千暧昧的雁儿在被颂莲逼着吃了马桶的草纸以后死了。颂莲第一次正面感受到了死亡,但她坚信雁儿不是她害死的。第三次是梅珊的死,她的死直接导致了颂莲的疯。她亲眼看见梅珊被他们绑着投入了那口井里,那口吃人的井。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他们杀了。颂莲喊着“杀人了”“杀人了”,她不曾想过人命会那么被他们轻贱。她害怕那口井,她害怕那是她的归宿。她所以在最后疯了的时候还说着“我不跳井”。
苏童赋予这个女性过多的女人味,她谙熟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和勾心斗角,甚至以“床
上的机敏”博取陈佐千的欢心。然而,她清纯的气质和直率的品性终究挽救不了一个小妄的命运。在文中,读者似乎很难看见哪里可以看出颂莲是一个新女性的特质。她已经融入那群女人中,学会了心机,学会了讨好男人,学会了争风吃醋。唯一与那些太太不同的是,她表现的比较含蓄。陈佐千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但作品并未对他做详尽的描写。这个热衷子纳妄的旧式男人,看上去有点像西门庆,他以对床弟的热情来掩盖已经颓败和虚空的生活。在整个故事中,他是一个至高无上而又苍白空洞的背景,以至于在张艺谋改编的影片中,陈佐千只剩下一个凝重而模糊的背影。飞浦似乎带来某种生机,在他英俊潇洒的外表掩盖下,却是对女人的惧怕,对于这个家族的人来说,对于这种旧式腐朽的生活来说,飞浦又是一个断然的否定。苏童不仅写出父权制社会中妇女的悲剧命运,而且写出了父权制历史必然崩溃的劫难。尽管那口井的象征意义有些勉强,然而,那种阴郁的背景无声无息吞噬鲜亮的生活
希望,陈旧的生活气数已尽。
在小说《妻妾成群》中,苏童显然不是在重复讲述封建婚姻悲剧的故事,对子苏童的叙事来说,“故事”似乎并不特别重要,主题甚至也无须深究。这个并不新颖别致的故事,之所以能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关键就在于苏童富有韵味的叙事,那种纯净透明的语言感觉;那些刻划得异常鲜明的故事情境;那种温馨而感伤的气息。
书中有几句话特别的能提醒人们一些事情。颂莲说:“我就是不明白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是啊,这就是无数个陈佐千的无数妻妾的人生的最好诠释。她们天天为了男人争风吃醋、勾心斗角、耍尽心机和手段,想生儿子母凭子贵,这就是她们天天全部的生活内容。如今,宫廷戏深受观众青睐,看后宫女人争斗是闲暇时的乐趣。大概,在允许三妻四妾的年代里,女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结局。她们被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人格没有尊严,什么都没
有。所以颂莲说她们像狗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梅珊也说过,“人跟鬼就差一口气,人就是鬼,鬼就是人。”意思就是像她们这种人其实跟鬼一样,不过多了一口气罢了。听了这话,谁能不凄凉,谁能不感慨。
作品中作者对这种生活的把玩观照,多少还可见中国旧式文人的传统态度。这些使得苏童的叙事既具有历史颓废主义的手笔,却也深藏着文化韵涵。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表达了苏童乃至一代青年作家奇怪的历史观。即把“性”看作历史的根源和动力。由于“性”的紊乱,家族乃至历史破败的命运不可逃脱。陈佐千作为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性身上获得生殖力(生命力),他的企图的失败不过到象征性地表示古旧的中国历史已经彻底丧失了延续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无意中写出一种历史颓败的情境,一种文化失败的历史命运。苏童尤为擅长刻划女性形象,“红颜薄命”的古训,在苏童手里特别富有韵味。在他看来,也许“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那些女性优雅明净,任性而薄命,浑身散发着感伤的诗意。不过,苏童笔下的女性也因此给人以雷同之感。她们有类似的心性,同样的命运。作者似乎有意营造悲剧性的结局,苏童的那些女性的命运早已被先验地注定了。苏童的叙事优雅从容,纯净如水《妻妾成群》尤见他的这一特色。平实写来却意韵横生;着笔清雅而富有江南情调;这应归结于苏童把叙事与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对于自己的优雅一路的风格,苏童颇有疑虑;北方作家讥之曰“脂粉气”、“女性味”。《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梅珊,如同一个个枯萎的鬼魅,落魄又无奈,幽灵般的穿梭在我的时空里。苏童笔下的女人都是可怜的,她们欲罢不能,空有一副看似高贵的心境,身体却在声色犬马中沉沦。而那些躲在女人背后的小男人们更是猥琐,他们妄图支配女人,却迷失了自己。
除了《妻妾成群》,《米》是苏童的又一部成功的代表作品。与《妻妾成群》中优雅的叙事不同,在《米》中,作者是急切的,在叙述中隐含着一种汹涌澎湃的感情。《米》讲述了主人翁五龙为了摆脱饥饿贫困的人生从乡村流浪到城市的历程,伴着一个家族三代人的
颓败,乡村与都市的纠缠与冲突,随着食欲的满足而又落入性欲的陷阱。五龙为“米”而来,也终于死于回乡火车的米堆上。整部长篇充满着可阅读的快感,且不乏深层的寓意。有评论家称之为“一半是历史,一半是寓言”。
五龙是作品的主人公,在洪水漫过他枫杨树家乡的时候,他最后目睹了那凄惨的场景,然后跳上运煤的火车,开始了逃亡的生涯。他到了城市,跟着拉米的车道了瓦匠街,后来成了米店的伙计。开始时,五龙是一个健壮的青年,有活力有力气,甚至还有一点淳朴。在后来阿保和冯老板的欺压下,他变的歹毒起来,人格开始扭曲。特别事在冯老板雇海盗杀了他被他知道了后,他彻底的成了个变态的流氓。他的内心里充满了恨,仇恨的种子在他心里发芽。恨得咬牙切齿,恨得读来身上起鸡皮疙瘩,能感觉出仇恨的恐怖,它会让一个人变得凶狠残忍而又意志坚定,并且也是由于这种“仇恨”,让他忍辱偷生的背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反叛力量。他刚踏上这座城市所接受的第一堂课就是码头帮会兄弟们对他的残暴行为,这让他受到前所未有的耻辱,这耻辱在他内心生出仇恨,紧接着他感到的就是人们的冷漠,这冷漠来自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收留他的米店老板、和他私通的米店大小姐、和他结婚的米店二小姐,以至于后来他的儿子儿媳妇们。冷漠让他失去尊严的时候又得不到温暖,使他充满仇恨的内心又结满了风霜。仇恨和冷漠让他看到了人性中的卑鄙与自私,同时也在他心中埋下了邪恶的种子,在人们卑鄙和自私等因素的培育下,邪恶在不断的茁壮成长…… 所以他打织云,之后霸占绮云,往女人的子宫里塞米,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无情。一听到他的名字,人们便不寒而栗,他是个恶霸,臭名昭著,他是暴力的又一代表。在小说中,我们常常见到五龙拿着一把米在不时的往嘴里塞,嚼的咯咯咯的响。五龙对什么都恨,唯独对米有一种深深的眷顾之情。他是因为洪水暴发,冲掉了稻田才离开家乡的;他也是因为肚子饿为了一块肉才在初来时被阿保凌辱;米是人们活下去的支柱。五龙觉得米是圣洁的,不比那些肮脏的人。所以五龙看见米的旁边有女人或者女人的旁边有米时才会那么的欲望强烈。他往每一个和他做爱的女人子宫里塞米,因为他觉得那样可以洗涤她们的肮脏。最后,五龙得了花柳病,死在了一堆米里,那里便是他来的地方,也
是他的归宿。
说起五龙,我很自然的想起了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越看五龙我越觉得他跟里面的祥子很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他们都是因为农村呆不下去而进城谋生,他们刚进城时都很健壮魁梧,很卖力气干活。祥子有一个买车的梦想,而五龙呢,他曾说他并非被女人贻害,他知道自己是被一种生活一种梦想害了。他的心灵始终仇视着城市以及城市的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他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祥子娶了虎妞,五龙娶了织云。她们并不是他们爱的人,他们在心里都觉得她们是破鞋。祥子在经历了几次买车失车之后,加上小福子的死给他带来的冲击,祥子堕落了,不再勤奋,走上了个人主义的一条末路。五龙呢,他是在得知冯老板雇海盗杀他之后,开始变的残忍了,骨子里仅有的一点淳朴被抹杀了。同样的,他们都没有好的结局。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是在控诉社会,反应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哀的一生。而苏童呢,《米》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品,他强调的不是故事情节本身,而是叙事本身。
除了五龙,织云绮云姐妹,以及她们的父亲与子女,全都是不幸的。苏童在叙述的时候,没有带一点感情色彩。在作品里,看不出来他喜欢谁,所有人的悲痛与凄惨似乎全部与他无关。在冯老板死了之后,织云去了六爷的公馆之后,绮云的处境曾使我感觉快要窒息了。她辛辛苦苦打理米店,除了对人苛刻一点之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虽然亲情在他们眼里微不足道,但是她的亲人死了,走了,把她无情的抛给一个她口里的畜生与流氓,一条又贱又恶的公狗。春天是一头潜伏多年的巨兽,把她的身体无情的吞没了,绮云听见自己的心急遽枯萎的声音。织云呢,以为生了个儿子就能过好日子了,谁知等待她的也是无情的抛弃与嘲笑。米生闷死了亲妹妹而被打断一条腿,柴生怀孕的媳妇被日本兵杀死,一尸两命,雪巧偷情没成功被侮辱而给全家人下砒霜自己去上海当了妓女。那一家整个就是一个悲剧。
在《米》里,城市是一个阴暗潮湿肮脏的犯腥的地方。在它的上空永远聚集着一股臭的味道,还有里面的人,全部是龌龊的无耻的下流的,有人说这是苏童的审臭艺术。米与枫杨树乡村的结合,也成就了苏童的一个理想世界,一个既丰衣足食又兼备真善美的至高至纯的世界。在对人性弱点与城市文明丑恶的审视中,苏童建构了一个自己的理想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城市的物质与乡村精神的结合,是物质富足与真善美的呈现。苏童在审丑过程中揭露了美的极致,在“审丑”的文学长廊中,他标榜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存在。
《妻妾成群》和《米》是苏童两部重要的作品。《妻妾成群》是苏童尝试从形式退回到故事的一次风格的变化,《米》则着重体现了苏童重视叙事的方面。两部小说作为先锋小说带给小说界的意义非同寻常。先锋引领了潮流,却不可能成为主流。它们体现了这一时期苏童的价值,而今后,苏童将向着更好的方向继续他的小说事业。
参考文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樊星《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苏童《妻妾成群》
苏童《米》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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