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文学批评之古文运动的来源及其继承
摘要：韩愈在散文上提倡古文，他的古文是指当时流行于文坛的骈文相对而言的散文体，因为他是先秦汉代的古文散文为号召的，故称古文，他提倡古文，反对内容空洞无物、形式雕琢华丽的骈体文，而主张写作以古文为主的语体散文。内容要言之有物，着重实用，文以明道，“道”就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道德修养。不了解韩愈古文思想是来源，古文运动的深刻意义我们就无从所知。所以研究韩愈古文思想的来源就有其必要性。
关键词：古文 继承 原因 来源 理论
文体复古的思想并不是韩愈一下就想出来并发扬广大，在他以前就有许多前辈纷纷提倡了，在韩愈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潮，韩愈就是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的，并形成了自成一家的风范。当然这里面不只是思想的原因促使了这场古文运动，还有社会原因与历史原因，此外，还包括了文体发展的问题。下面就先谈谈形成古文运动的几大来源。
一、经世致用的需要促使了文体文风改革的到来
在韩愈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文体复古的主张，如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但都未尝产生实际的影响。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在唐代影响很大，但其时并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风气。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大唐处于表面平静实际上已经处于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挺身而出，表现出强烈的中兴愿望。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唐初修《五经正义》，重章句之学，而疏于义理之探讨。这对于儒学的发展与致用是有碍的。安史乱后，随着社会形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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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变化，儒学开始出现一种新倾向，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独孤及、柳冕、权德舆等都持这种主张，而这种新倾向的代表，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他们对《经》的理解，是越过传注而回归《经》本义。这就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的探讨上来，促成了儒学的复兴和致用。
二、复兴儒家思想的思潮推动了韩愈重建儒家思想的形成
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
韩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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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但“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由此可见韩愈力倡古文宁为流俗所非也绝不改弦易辙的胆力和气魄。在这一过程中，韩愈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樊宗师、侯喜等一批古文作者，声势颇为强盛。柳宗元当时身在南方贬所，创作古文的声势和影响虽不及韩愈，却也不是默默无闻。据《旧唐书》本传载：“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至此，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便到来了。
三、骈文的缺点也是古文运动出现的一大原因
文体文风的改革高潮一方面固然缘于前述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另一方面也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作为一种美文学，骈文十分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重视美感。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并且日益精致，日益华美，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从贞观初至开元末的一百一十馀年间，如今可看到的策文全是骈体，无一例外。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如王勃的《滕王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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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落霞孤鹜之景,珍词秀句，已为人千古传诵；杨炯的《王勃集序》、卢照邻的《释疾文》等也都情文并茂，灿然可观。进入盛唐以后，骈体文风有了更大的改变。大诗人李白，将诗的笔法情调注入文中，破板滞为流动，变用典为白描，如其《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开篇数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说理抒情简洁明快，如行云流水。骈文发展到中唐陆贽手里，已达变化的极致。他的奏议较彻底地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不用典，不征事，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会书简明目录》卷十五）。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之中，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如杨炯指斥龙朔文风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陈子昂也明确提出应继承“汉魏风骨”，反对“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作品。
总而言之，韩愈是文体文风改革理论批评的集大成者，既继承了先辈们的理论成果，又加入自己的思考、理论和创新，使古文运动成为当时的一大思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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