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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文献综述

2024-10-18 来源:威能网
中国居民社会网络资本测量

摘要:长期以来,“朋友网”和“重要问题讨论网”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欧洲学者却较为关注“交流网”、“互助网”和“支持网”的测量。而如何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语境下测量符合中国实际与特点的社会网络,成为中国社会学界关注的一大重要问题。不同的学者对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例如“拜年网”、“宴请网”、“红白喜事网”。

关键词: 拜年网;宴请网;红白喜事网;社会网络资本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有两种结构观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既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地位结构观是指以先赋属性对人进行分类,并按个人所属的类型解释其社会行为的传统结构观。与此相对网络结构观则着重研究的是社会网络的模式与结构,同时关注这种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胡荣,2013)在网络结构观视角下的研究中,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变的十分重要,本文便致力于探讨中国近些年测量居民社会网络资本测量的指标体系与具体方法。

一、社会网络资本的定义

社会网络资本这个概念的出现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是从资本进一步到社会资本,再从社会资本演化到社会网络资本的过程。资本是指在行动中可以获得回报的资源,根据个人与资本之间的不同关系可以将资本分为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王卫东,2003)古典资本理论所指的几乎全部是个人资本,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设备等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有,通过生产与交换,在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或者说获取回报。同时能够获取回报的资源还包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从各种社会联系摄取资源的能力,包括人们与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成员关系,以及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Coleman,1988; Putnam, 1995;portes,1998)

社会网络资本比社会资本的概念外延小。社会网络资本是指嵌入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边燕杰,2003)但是由于社会网络资本具有更大的异质性,而且个人在建构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主体性,所以目前大多数研究都从社会网络角度探讨社会资本,即以社会网络资本来指称全部社会资本。(王卫东,2003)

二、个体与群体的社会网络资本

在讨论如何测量社会网络资本之前还必须区分所要测量的网络是个体的社会网络还是群体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资本,从个体层次上来说,指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来说指的是个体网;而在群体层次上来说,则是将群体作为一个行动单位来考虑,在总体上可以动员的资源,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而言,说的是群体网。(王卫东,2009)

简而言之,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本是指个体能够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获取的资源,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对重要问题讨论网、拜年网、宴请网的研究,代表人物有布迪厄和科尔曼。群体社会网络资本的研究则主要指对一些特定群体或者更大范围的研究,研究这些群体网络的密度,交往频率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对美国白领的研究,对东约克人社区的研究等,代表人物有伯特、林南。

三、个体社会网络资本测量指标体系

对于如何测量群体社会网络资本,本文不过多加以论述。笔者着眼的重点是如何测量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本。

对于个体网的测量有两种较为普遍的测量策略,一种是强调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另一种则强调网络中嵌入的资源。前一种测量策略以R.S.伯特为代表,他提出从个体在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来定义社会网络资本。个体在一个社会网络中越是处于桥梁性的位置,即所拥有的“结构洞”越多,则其个体网中的社会资本也越多。(Burt,1992)后一种策略则以林南为代表,他指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测量嵌入与个体网中的资源:(1)网络中价值最高和价值最低资源之间的差距(差异性);(2)网络中价值最高资源的价值(达高性);(3)网络中所有资源的种类(多样性或异质性);(4)网络中最典型的资源或资源的均值(构成性)。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个体网的测量虽然有不同的两种测量策略,但这两种策略本身并不是相互对立的,甚至在实际运用中两种策略会被同时应用,互为补充。

在一定测量策略的指导下,对个体社会网络资本测量的具体方法也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为提名法,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主持的综合社会调查中核心讨论网量表为代表。提名法要求调查对象按照相关的规定,提供自我社会网络的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及成员间的相互关系情况。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非常方便的测量弗奈普的个人主义的、线性的社会网络资本以及伯特纯结构主义的社会网络资本概念。通过提名法获得资料后,学者们通常会从社会网络规模、关系构成、紧密程度、趋同性、异质性几个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另一种方法是由林南提出的定位法,这种方法关注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它相信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按照资源量的多少对不同职业类型进行划分,然后将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成员分别归入不同的类别,以此判断社会网络中嵌入资源的多寡,这种方法通常会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位差、网络顶端几个方面来测量社会网络。

四、对中国居民社会网络资本进行测量的几种具体方法

社会网络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如何测量中国居民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是核心网络便成了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由于中国人对于关系的看法与西方人不同,虽然在全世界关系都十分重要,但西方人眼中的关系是比较有边界的,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中国人眼中的关系确实用来跨越边界的桥梁,由此欧美用来测量个体社会网络资本的“讨论网”、“交流网”、“互助网”在中国的运用就很不和时宜了。因此许多中国学者如边燕杰、张文宏、李煜等人便将社会网络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开发出拜年网、宴请网、红白喜事网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测量方法,来测量中国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本,以下我就会对这些方法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相对于西方人而言,中国人有着更加强的家庭观念,家庭对于中国人的影响

也更大,因此在测量居民的社会网络时更多的是测量居民家庭的社会网络,“拜年网”、“宴请网”、“红白喜事网”都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被开发出来用以测量中国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一)拜年网

拜年是中国人在过年期间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伴随着拜年活动的是大量的迎来送往以及附着在这之中的人际关系,因此对拜年网的研究就类似于西方对“讨论网”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翻译社会资本。拜年网是指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如登门拜年和电话拜年)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首先提出对通过对“拜年网”的研究来策算中国人的社会网络资本,并进行实践的是边燕杰和李煜。他们对提名法进行改良后,使之更加适合中国国情。

在传统的,以提名法为研究方法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每位被访者提供他们拜年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信息。显然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关系本身具有的突破规则边界的功能,中国居民会十分抵触这些回答,甚至拒绝回答,极大地增加了资料获取的难度。于是研究者将这些问题进行了转化,事先将职业和工作单位划分为数量不等的种类,被访者只需要在这些给出的种类中进行选择便可,极大的降低了调查难度。

于是拜年网调查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拜年者中亲属的人数、亲密朋友的人数、其它人的人数,由之可推出拜年网的规模;2、社会等级结构从高到低列出了20种职业(包括无业者),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3、列出12种不同的工作单位类型,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对象中是否有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以边燕杰2004为例)

在获得资料后,“拜年网”的研究者会分析被调查者的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位差、网络顶端,以此来判断被调查者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情况。

当然“拜年网”的运用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边燕杰、李煜等主张拜年网的人认为出于核心网络中的人必然存在拜年交往,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被调查者并不会将一些事关社会网络资本,但是带有明显功利性目的的拜访、回访、官访算在拜年的概念之中。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拜年网研究的准确性。(曾明彬,2012)其次拜年有时候只是单向行动,如权力位阶低的人向权力位阶高的人拜年,但权力位阶高的人并不总是会向权力位阶低的人回敬“人情”,也就是说权力位阶低的个体不一定会成为权力位阶高的拜年者的社会资本。这将影响拜年网研究中对对被访者社会网络资本最低值的测定。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短信/邮件“群发”的功能大大冲击拜年行为的“交往性”意涵,大部分拜年行为已沦落为廉价的带有“举手之劳”性质的社交礼仪。承载着浓郁的 “人情”和“交往性情感”气息的且能带来社会资本效应的拜年行为,在现代人际关系格局中已经越来越无足轻重。拜年网络在指涉个体社会资本上的能力实质上已大为削弱。 (二)宴请网

面对拜年网研究所存在的种种局限和不利条件,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网络研究的学者们又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社会网络测量方法,其中宴请网研究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宴请始终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交新朋友还是老友重逢,中国人总是希望通过一次宴请来加深感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饭桌文化,酒文化都是在宴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与拜年网,宴请网突破了许多其固有的局限,首先,由于地域与时间受限,拜年网中被调查者的亲戚朋友一般会占据大多数,而朋友的比例会大大低于正常水平,因此可以说

在拜年网中情缘关系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其它种类的关系会受到很大的削弱。这里要特别提一点的是在外务工人员,这些人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工作,只有春节的时候会回家过年,可以说他们拜年的对象是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很难遇到,且几乎不可能对其生活提供帮助的人,用拜年法对这一批人的社会网络资本进行测量,谬误会格外大。而在宴请网的研究中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因为宴请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进行,研究宴请网可以兼顾情缘关系和业缘关系、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并不会因为被调查者短暂的离开而手袋很大的干扰。

其次,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中国人只会向身份地位与自己齐平,甚至比自己高的人拜年,而不会向身份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拜年。同时在问及拜年圈子时,受访者大多更倾向于回答自己去拜访的人和相互拜访过的人,比较少提及来拜访自己的人。以中国社会中比较有身份地位的官员为例,由于其居于比较重要且有权利的位置,每年过年像其拜年的人多不胜数,他们便不会对这些人留下多大映像。宴请网在这方面能够克服拜年网的弊端,在不同的宴请活动中,宴请的发起人各不相同,并不一定是身份地位最低的人,有事甚至可以说请全部人吃饭是领导或长辈的特权。比如在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公司中,底层职员是绝对没有资格请全公司同事吃饭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的宴请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网络同时容纳不同层次身份地位的人。

关于宴请网研究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共同参加宴请的成员的人数以及他们的职业类别,工作单位,社会经济地位高低,这些资料可以判断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网络成员的层次。2、被调查者与其宴请网中成员共同参加宴请的频率高低。3、被调查者参与的这些宴席是工具性的还是情感性的或者说兼而有之。

宴请网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必然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在收集被调查者宴请网的资料时,一般情感性关系的资料是比较好收集的,而工具性关系的资料由于带有大量利益交换或者说违规操作会变得很难操作。再加上近些年中央打击公款吃喝的力度,公务员群体更加对宴请吃喝这个话题讳莫如深,资料难以收集。其次为使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资料更加齐全,需要收集被调查者在一个比较长时间内的宴请参与情况,至少为一年。但是时间越长,资料失真的比例也就越大,这就给宴请网研究带来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三)红白喜事网

对红白喜事网的研究也可以算作是宴请网研究的一部分,因为凡是红白喜事必然少不了宴请与人情往来,同时红白喜事网也有自己的特色,红白喜事时的宴请会是一个人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宴请。

红白喜事是红喜事和白喜事的合称,红喜事比较好理解,但也要注意红喜事并不仅仅指结婚,但凡大吉大利,红红火火的喜事都可以被称为红喜事如添丁进口、乔迁新居等等。白喜事即家中有人去世,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之所以将其称为喜事是因为中国人受佛道文化的影响很深,相信“灵魂不灭”,人在死后或是重走奈何桥,经历六道轮回,或是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开始一段新的生命。所以死亡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故也称其为白喜事。

红白喜庆礼俗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民俗文化,几乎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且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情伦理和社会规范。对于民众而言,红白喜事是每家每户的大事,红白喜事仪式、宴席等活动的操办和参与是其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人们借此建构、维持、扩大着自己的社会网络。(胡荣,2013)红白喜事的重要性使得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能参加一个家庭的红白喜事,等同于

不愿与这个家庭保持社会交往,所以红白喜事的举行是对一个家庭社会网络的全面的动员,其规模是最大的。

除此之外,研究中国居民的红白喜事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红白喜事必然伴随一定的人情往来,在自己举办红白喜事时回收到宾客的礼金,在自己参与他人红白喜事时也要送出礼金。对于中国家庭来说这些礼金的进出,常常会用一本专门的本子来记录,这可以对研究资料的获取带来非常大的便利。只要能够得到一个家庭的礼金记录本,就能够得到异常丰富的研究资料。于此同时这些记录在本子上的,人情礼物往来的数额大小在作为测量社会网络资本的指标时在数量上具有相当可观的信度。给予的礼金大小即代表了该个体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的意愿大小和关系的亲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该个体出手相助能力的大小。一般而言在同等经济水平条件下,关系亲密的网络成员给与的礼金会多于关系较疏远的网络成员,在关系亲密程度一致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地位更高的网络成员给予的礼金会多于经济社会地位更低的网络成员。因此分析礼金账簿上礼金往来的记录,我们不仅可以得到研究个体社会网络的亲疏程度,也能获取该个体社会网络中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这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具有多重意义。

红白喜事网研究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红白喜事发生时宾客的数量,职业类别。2、在发生不同的红白喜事时,宴请的宾客是否发生变化。3、红白喜事发生时收受和送出礼金的大小。

笔者个人也对红白喜事网研究的不利之处进行了一些总结,首先随着现代中国人的社会流动性加大,因为升学,工作而造成的搬家迁徙越来越多,使得发生红白喜事时参与的宾客不可避免的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影响而减少。其次中国人对于红白喜事的看法也在逐步发生着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操办人生大事时越来越崇尚较为简朴的,新潮的观念,比如不办酒席,旅行结婚。这些因素给红白喜事网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四、小结

拜年网研究、宴请网研究、红白喜事网研究归根到底都是在中国语境下对中国居民社会网络资本进行测量的方法。费孝通差序格局这一理论概念说明,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定位是以自己为中心如同水波一般一圈圈扩展开去。而西方人的网络则相对可分离,家庭,同事都处于不同的网络之中。故西方学者可以用“重要问题讨论网”、“社会支持网”来测量个人的社会网络资本。而在中国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与他的家庭是密不可分的,处于网络中心的通常是家庭而非个人。对一个家庭来说,它的社会网络包含了男女两方的亲属,男女两方的同事,男女两方的朋友,一个小家庭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一个节点,将数个不同的社会网络体系链接了起来。拜年网研究、宴请网研究、红白喜事网研究都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些对于个体社会网络的研究都考虑到了家庭这一因素,故较为适合在中国使用。

但中国社会目前还处于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宗族观念淡化,个人主义兴起,已有的研究中国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方法也必然受到冲击。社会现实的变化期待更适合的方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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