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然主义文艺思潮

与其说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自然主义文艺思潮，毋宁说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中曾出现过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这样说也许更为客观。作为文艺思潮的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它从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母体中萌发衍变，既继承了母体中的种种基因，又在自然科学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条件下把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推到极端，从而产生了质的变异，成为一种既与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独立于母体之外的新的文艺思潮的历史形态。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不仅在与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关系方面，而且在其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表现出纠缠不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至于这一思潮流出法国而成为国际性的文艺思潮之后，更由于时代、地域和国情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变异。无疑，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体现的自然主义既具有来自欧洲的思想渊源，又有着自己的独特面貌和时代与国情所赋予的种种复杂性。因此，首先了解法国自然主义的面貌与特质，可以为认识中国的自然主义思潮提供必不可少的参照系统。

第一节 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渊源

一、自然主义的社会土壤与思想特征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是现实主义传统和自然科学革新组合的产物。”的确，19世纪中后期法国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表现为科学精神的大举渗入，与社会历史、文学传统诸因素形成一股巨大合力，引发出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出现在拿破仑三世统治的第二帝国时期。这一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萌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气候。1789年法国人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大力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显示出近代化的进步性与巨大力量。但是，1848年一月革命以后，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放弃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从此，法国的资产阶级丧失了进步性。拿破仑三世统治的第二帝国存在的20年是法国历史上最反动的时期之一。这个帝国的出现和存在意味着战争，它梦想恢复拿破仑一世的霸业与疆界，所以不断地进行战争冒险。在如此反动的时代中，资产阶级文化的没落不可避免，自然主义的出现当然与此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从拿破仑三世的宫廷到整个法国上流社会，到处都在寻欢作乐，骄奢淫逸的风气比过去任何王朝更为炽烈，更为露骨。如此恶浊堕落的社会现实，必然引起广大民众和生活在相对清贫状况中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不满，激起他们的揭露与批判意识。《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非常憎恨第二帝国的资产阶级法国，甚至认为法国当代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是人类的愚蠢与庸俗的体现。由此可知，这个时代具有产生某种继承19世纪前期的现实主义批判精

神的文艺思潮的历史必然性。

进人19 世纪的最后30 年，法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复杂。1870年，拿破伦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可耻的失败，给法兰西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与耻辱。至此，长期以来人们对第二帝国的憎恨与愤怒在整个法国社会中一下子高涨，达到了极点，在政治上导致了巴黎公社革命；在文学中，这种憎恨和愤怒的情感体现为对第二帝国时代彻底的、无情的暴露。事实上，左拉的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产生正出自于对第二帝国进行总清算的创作动机。

第二帝国虽然是法兰西民族的耻辱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时期；法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而科学精神的昌明与自然科学的进步及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要使从事精神文化、文学活动的人们在观念和方法仁受到新的启迪，出现新的变化，形成新的思想规范体系。

首先，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国思想文化的复杂性。这一时期对法国科学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尤为突出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的主要思想特征是强调感觉经验，反对形而上学。孔德把人们能够感觉到和经验到的现象、事实和相对的东西作为哲学和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觉得这些对象才是最实在的东西，行学和科学的任务在于描述这些能够感觉到和经验到的事实和现象，找出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规律——恒定的先后关系或相似关系，而不是研究现象后而的本质、宇宙的起因、自在的和绝对的东西。因为这些所谓本质、本体、自在或绝对的东西，在他看来是根本不能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是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无聊想象或繁琐论证的对象。实证主义者还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理论，运用实证主义精神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建立了实证的社会学。他们认为，社会与生物机体一样，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担任各种不同职责的人和机构如同生物机体中各种具有不同机能的器官，而人的情感、本能、人性和理智等精神因素则是决定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本质的根本力量。在实证主义的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形形色色的遗传学和生物学、实验科学的精神与相应的方法大肆渗人文学领域。

丹纳创造性地将实证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建立了关于种族、环境与时代三个因素决定文学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且把生物学、动物学以及生理遗传学的观点运用于文学批评，成为这个时期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大师。实证主义哲学精神通过丹纳建立的文学理论中介，从不同的途径深人渗透到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领域。左拉就是在继承丹纳的实证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

其次，达尔文学说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在英国发表。几年后，《物种起源》就被译成法文在法文出版，很快就在法国产生了广泛的巨大影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阐述了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的理论，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在文学领域，同样还是丹纳最先接受了这种影响并加以运用，他的决定文学的“三条件说”体现了达尔文关于环境对自然的影响与选择的理论，其中的种族之说更是达尔文生物遗传学的一种演绎。达尔文学说通过丹纳的这些理论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而言之，达尔文学说促使文学家更重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观察人和认识人，将人视为是自然人，把民族看成自然人的族类，为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提供了如何认识人和如何表现人的理论基础。

此外，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还直接得助于法国生理学与实验科学的发展。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生理学家贝尔纳的论著《肝脏的糖合成机能》与《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出版，开辟了从生理机能与神经现象认识人的新领域，使文学家对人的认识又增加了新的角度，为他们的生理描写提供了理论依据。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就明显体现了这些医学理论的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19世纪后期自然主义文艺思潮在法国产生的主要社会背景不外是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没落所导致的以反感和不满为主流的社会心理。实际上，倾向于反政府的社会批评是所有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共同特点。虽然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左拉和莫泊桑等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他们从根本上都是彻底的非顺应主义者。第二方面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孔德的实证主义、丹纳的决定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理论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使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新观念与新方法迅速地渗入文学活动系统，最终形成一股文艺思潮。

二、理论设计与创作实践

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接受自然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同时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发展到极端。不过，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直接理论来源是丹纳的社会学派理论。他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根源，他把文学与生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相类比，主张从生理和遗传的角度解释文艺现象。这些主张在左拉的《实验小说论》、《戏剧中的自然主义》等论著里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标榜科学、排斥情感和想象、强调客观精神、排斥提炼和概括，成为第一次得到明确阐述的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主旨，同时，也成了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基本特征。

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以自然科学的决定论为前提，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运用生理学、遗

传学、临床病理学、解剖学原理去观察生活和刻画人物，不再需要想象与情感表现，正如左拉所说，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自然就是全部的需要、全部的观念，创作时无需想象的参与，只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于是，直觉、想象为观察、实验所取代，人物的个性被看作是生理学意义上或遗传学意义上的各种生物现象，人物的社会性则简单地等同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结果。因此，自然主义创作中人的偶然性和生理性大大突出，而社会性和理性则消失殆尽，小说家成了“人们和人们的感情的冷冰冰的检察官”。显然，按照这种自然主义理论所塑造的形象必然是毫无内在艺术生命的行尸走肉而已。左拉说：“自然主义是回到自然和人；它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解、对存在物的接受和描写。”这种意识表现在实际创作中，就是满足于生活素材的搜集，把艺术创作等同于对生活事实的单纯的记录，在强调客观精确的同时，排斥艺术的提炼和概括，热衷于堆砌罗列生活的细节和照相式的冗长细节描写。而且，他们所描写的自然及其细节多是狰狞可怖的。为了突出遗传学的观点，他们偏爱描绘那些受着强烈自然本能支配的简单人物；为了说明由环境产生的压抑性感受对人们的支配作用，他们热衷于选择沉闷的题材，在诸如贫民窟、矿并、小酒店等环境中，力求纤毫毕备地记录那些消沉、委琐生活的细节。作家对生活的热情感受和认识、作为作家创造力标志的具有深刻概括性和艺术震撼力的艺术典型等等，在自然主义创作中全无踪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反对典型化，这是一目了然的。

在理论设计上，自然主义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主张文学面对现实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自然主义作家不能向政治家或哲学家看齐，而应该去做一个科学家，成为单纯的事实记录员；二是必然要求作家运用生物学、遗传学的观点来把握人物、观察社会，使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即作家通过从现实生活的观察搜集到关于人的大量资料后，再把人物置放到各种环境中去，以便试验出他的情感在自然法则决定下的活动规律。

自然主义理论设计的局限性十分明显。

首先，自然主义主张文学面对现实应当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要摆脱政治和道德的束缚，鼓吹“无思想性”，要求作家冷静、客观地记录生活现象，反对主观评价。从逻辑方面而论，所谓“无思想性”的中立、客观在文学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虚构，“中立”和“客观”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倾向。从自然主义的创作实践看，“表面上无倾向，实际上是有倾向性的”。即使是自然主义理论的设计者，例如左拉，也未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论主张去创作，他的《萌芽》、《娜娜》、《猎物》等不少作品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正如韦勒克所指出：“左拉提出过一种写作小说的科学方法，并把小说家想象为收集人类文献的社会学家。客观性，就左拉这时心目中的意义来说，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企图

这样的客观性，它只是导致粗劣的艺术，导致小说艺术同报道、文献之间的混淆。”自然主义的客观、中立要求，必然导致作家放弃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方法，反对艺术加工和概括，不区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偶然和必然，只是照相式复制随便观察到的、偶然的、琐碎的乃至庸俗的、丑恶的事件与细节。因而，大部分的自然主义作品拘泥于细节的真实描写，缺乏远大的展望、积极的理想和社会意义。

其次，自然主义理论强调文学向科学看齐，要从生物学、病理学和遗传学的观点来研究人、描写人，显然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具体性。自然主义作家由于相信“遗传问题对人类的智力与情感的现象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往往着重描写病态的社会现象、人物的变态心理和异常行为，并将这一切社会病态的产生归因于人的天性和遗传性。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如此创作对社会的观察、认识和表现是多么片面甚至是极大的歪曲，其结果恰恰违背了自己的“中立”与“客观”的初衷，更远离社会生活的客观真实。由于社会观和艺术观的偏颇，自然主义理论设计不免具有先天的不可操作性，带来了极为突出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与创作的复杂性。自然主义理论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作家构思故事和刻画人物时，必然有违于自然主义的理论设计。

这样，我们可以在共时的维度上看到两种自然主义：一种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自然主义理论，另一种是既接受这种理论指导又不自觉地违背这种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互矛盾的自然主义创作。

创作上的复杂性同样体现在历时的维度上，显露出与其他种种文学思潮相互混淆的情况。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纠缠不清，法国人自己一直没有对二者做严格的区分，反而常常把它们混同起来。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们自认为是现实主义，些文学史家则把现实主义称为自然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文学思潮都是在同样的时代、社会条件下和哲学美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在文学观念上不乏一致之处。现实主义一开始便带有自然主义倾向，与后来的自然主义一样，强调在文学里注入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巴尔扎克说他写《人间喜剧》的最初动机是对人类和动物的比较，想模仿法国生物学家布封在《自然史》 一书中描绘全体动物那样，替社会写一部卓越的著作。其次，还应该重视的是，由于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形式的影响而导致的自然上义不仅与象征主义甚至与后来种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相通性。“白然主义”成了包罗广泛和值得赞美的名词。”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作家们都成为自然主义者了。那些不辞辛苦，细心模仿外部世界的全部细节，严格保存一切偶尔巧合或无关宏旨或不相连贯的凌乱面目的人，是自然主义者。那些沉浸于内心世界，如饥似渴地辨寻心灵活动的每一细微踪迹的人，也是自然主义者。终至每个浪漫主义者都成了自然

主义者。每个优秀诗人都成了自然主义诗人，不论他们的姿态是理想主义的，还是象征主义的。”

不论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视为一种思潮还是一种倾向，我们面对的并不是理论上的自然主义，而是在理论和创作中已经失去19 世纪自然主义的本来面目而又似曾相识的与种种其他思潮和文化因素相交叠的极端复杂的自然主义。

第二节新时期文学思潮中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的实证色彩和专事于人的生物本能的考察与细致摹状，一直备受关注，或褒或贬，论争不绝。在中国，“自然主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贬义用语，人们经常用它指称那些死板的、色情的、血腥暴力的、令人厌烦或恐怖的艺术描写和创作。而在文艺思潮的角度上，人们一般都把自然主义称为现实主义的蜕变甚至称之为“堕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爱情题材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创作，有人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拓展，有人觉得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流衍，更有人惊呼这是自然主义的回归。不管将其归人何种“主义”，似乎都不能否认其确实带有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

一、爱情小说的性欲张扬

在中国，描写爱情的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产生了不少的杰作。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的开篇《关雎》是对美好爱情的歌咏，后来的《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红楼梦》等等作品都表达了对爱情自由的热切追求和婚姻白主的强烈愿望，显示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封建礼教、伦理道德和禁欲主义不断反叛的历史轨迹。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爱情描写几乎成为禁区。尤其是新时期以前，涉及爱情的文学创作往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令人望而生畏，不敢着笔。例如，1957年前后发表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小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过去爱情描写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探索了人物内心的情感隐秘，闯入了人为的文学禁区，而在不久后的“反右派”斗争中都被打成了“毒草”，不少作家也因此被错划为右派。从此，有关男女爱情的描写在文艺作品中逐渐淡出，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禁欲主义窒息了一切合理的必要的性爱描写。

爱情小说在新时期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展的生长点。从1978年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问世以来，作家们创作了许多激动人心、富有社会意义的爱情小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提出了关于婚姻与爱情分离的社会间题，由于婚姻与爱情的离异，使人陷于无爱的婚姻中爱其所不爱、不得其所爱却又无法忘怀的双重痛苦之中。《爱，是不能忘记的》喊出了无数处于没有爱情的婚姻或没有婚姻的爱情中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声，揭示了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的真谛，说明维护没有爱情的婚姻是

不人道的。还有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灵与肉》 和张抗抗的《北极光》 等作品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主题。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爱情这一角度批判了极左路线对青年男女身心的戕害。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爱情，都是纯洁高尚的爱情。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为一部爱情小说看，标示着由“情”到“欲”演进的一道分水岭。这部小说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冲破了爱情题材小说的禁区。以前的爱情题材小说着重表现的都不是灵魂与肉体情欲的冲突，而这部作品却首次在当代文学史上将性和肉欲提升到作为完整人生的一个先决条件的高度。小说通过一个人性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生理上也被摧残的形象来反映一个可怕的时代。此外，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等作品也都冲破了对性爱描写的禁区。

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仅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改变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一些作家由于文化修养的不足或出于商业的营利日的而滥用性描写，爱情小说创作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间题。这些问题并非仅是偶然、个别的创作表现，而是带有一定范围的普遍性，既败坏了文艺的风气，也污染了读者的思想情趣。有些作品往往离开题材范围和主题任务，生拉硬扯地塞进许多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性爱场面。性爱描写中出现的病态，原因可归结为：首先，是对过去“左倾”禁欲主义、文化禁锢主义的反拨；其次，是对外开放、西方社会思潮和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引进，对当代文坛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再次，主要是适应厂日趋严重的文艺商品化趋向的市场需要。

1993年，长篇小说创作达到高潮，以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出版为标志，性描写也跃上峰巅状态。贾平凹的《废都》问世后轰动了整个中国。评论家超越作家或作品本身称之为“废都现象”，引发人们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性欲关系的诸多思考。贾平凹在《废都》中描写了一个作家的幻灭和颓废行为。主人公庄之蝶及其身边的几位文人全无骚人雅士的高贵和自信，却像一群围着城市中心打转的背时闲人。他们理想崩演，信仰丧失，精神郁闷，灵魂不知所归，于是堕落于肉欲享乐之中。为庄之蝶献身的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等女人，更是边缘人的边缘，她们一无文化，二无地位，更无肉体外的任何本钱，在她们与庄之蝶之间只剩下性的交换。在大量不洁不美的性描写中，男女关系除肉欲之外已看不到任何精神上的交流，更看不到两性做爱的肉体快感向精神境界的审美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平凹自称“呕心沥血”地写成的《废都》，说明了“当代文人对现实的承受能力的虚弱和无能，只想躲到女人的石榴裙下，得一时是一时，得逍遥处且逍遥”。展示了作家文人的精神逃亡、肉欲放纵以及灵魂的破碎

状态，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某些人的精神处境和价值趋向。尽管陈忠实的《白鹿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小说开篇直接涉笔主人公白嘉轩同他的七房女人之间的性生活，接着又通过另一个女人的性活动联结了四个人物，其后又在五、六章出现大量的性描写。其场面的露骨，气氛的热烈，语言的开放，较之《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这些作品性描写的细致和低俗已把自然主义的消极因素推到了极端。

“新写实小说”也往往以饮食男女来展露人的生存状态，因而常常回避或消解人生的社会意义，张扬性本能、生命欲望的自然属性，疏淡社会时代和人生的内涵。例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 被称为表现“食”与“性”两大主题的代表作。

如上所述，新时期爱情小说从一开始具有强烈的悲剧力量和审美价值，到逐渐演变为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刻意描写，80年代后期完成了以形而上至形而下的审美位移过程。很显然，有些爱情小说受制于人的生物本能、自然欲望的视野，不可能展示人生的本相。文艺作品仅仅从人的自然欲望描写人们的生存状态，则必然如19世纪自然主义那样，把人降低到动物的层次。

贾平凹发表《废都》以后，很多原来深爱他的读者报之以唾骂。贾平四因《废都》所背负的诅咒超过了他以往所遭受到的批评的总和。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当然，文艺作品不是不能写性爱，但文艺作品又不能仅仅为了性爱而写性爱。描写性爱不是文艺创作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把人写好，丰富和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文艺作品表现性爱，要尽可能地切合作品本身所规定的题材范围、主题任务和人物塑造的实际需要。文艺作品涉及人的自然欲望时，有必要把它提升到灵与肉的互化互融，即人的社会本质和自然本质一致的境界。惟其如此，文艺作品才能通过性爱描写，使其与广泛的人性内涵、社会内容、思想意义、价值观念等联系起来，丰富并深化作品的内蕴。

二、“新写实小说”的崛起

“新写实小说”是在新时期小说创作处于低谷阶段出现的重要创作潮流。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轰动文坛，但随即被读者冷落。1986年前后，“寻根文学”由于对现实和社会的疏远，对历史和文化的抽象思考，受到读者的冷落而开始走向沉寂。先锋小说则因为过于注重叙述、结构和语言技巧的玩弄，把文学变成了故弄玄虚的智力游戏，远离中国老百姓的审美情趣与欣赏习惯而孤芳自赏。正在文学似乎已陷于困境之际，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新兵连》、《单位》、《官人》等一批“新写实小说”相继问世，如同一股清新自然的春风，给文坛带来了新的转机，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什么是“新写实小说”？《钟山》 杂志1989年第3期隆重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

联展”《卷首语》是这样界定的：所谓“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既“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上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的“新的文学倾向”。其特征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写实”仍是这些新写实小说的“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第二，是在观察生活与对世界的艺术把握方面，“新写实小说”“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

如此界定和概括“新写实”的性质与特征并没有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说法确实反映出了“新写实小说”同传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等等新旧文学思潮之间既吸纳又消解的纠葛。大体说来，“新写实小说”在内容方面，传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在形式技巧方面，则更为接近先锋小说。

“新写实小说”在80 年代后期的崛起，有其种种必然原因。

首先，“新写实小说”脱胎于社会转型时代的务实意识。“社会的世俗化需要一种世俗化的文学。”随着商品意识的日渐抬头，整个社会急剧趋向世俗化，不少人的信仰转向了“一切向钱看”的实惠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他们抛弃了憧憬未来的崇高理想，皈依于对现实眼前物质利益的功利满足和肉欲享受的孜孜追求，以努力适应世道人心的变化，来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充实”。然面，强烈的物质欲求与难以满足这欲求的现实条件之间所存在着的尖锐矛盾，沉重地压抑着和困扰着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人们不得不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对付庸俗琐碎的日常生活。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精神乌托邦的幻灭，青春的浪漫诗意已经让位于磨尽棱角后的中老年务实精神，务实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新写实小说”正是这一社会意识的美学体现，它密切地关注着当前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和忧情愁绪，将人们的生存之累向世界展示出来。

其次是外来思潮的激发。新时期以来所引进的西方各种哲学思想、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对中国作家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种种影响。这些外来思潮扰乱、打破了原有的思维格局，增强了中国文坛走向世界的开放意向和当代意识。其中，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以及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反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催生“新写实小说”的思想文化因素。其中，在小说创作方面，马尔克斯与昆德拉在80年代的影响很大。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

主义，直接影响着“寻根文学”的问世；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作品，则对“新写实小说”的产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再次是对50 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的反叛。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进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时期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然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变了19世纪的现实主义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再对社会一味否定和批判，而采取充满热情和理想的歌颂革命和展望未来的态度”。不可否认，“17年”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建国之初的新的社会现实和生活气象，唤起了作家们高度的创作激情，使他们自觉地歌颂新生活，缅怀革命史。“17 年”文学富有革命激情和鲜明的社会政治性，如《六十年的变迁》展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红旗谱》写出了中国农民觉醒奋斗的历史道路，《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山乡巨变》和《创业史》等作品，则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一代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历史跋涉。

“17年”文学把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任务放在首位。为了追求文学的史诗性效果，必然要把英雄人物放在创作的中心地位。《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等正面英雄人物形象，代表这一历史时期文学以历史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学史上的时代气质。然而，另一方面，“17年”文学由于过度强调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的统一和一律，限制了作家创作个性的发挥和探索的可能性，影响了各种风格和不同流派的竞争与繁荣。比如说，1951年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 关连长》和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金锁》等作品的批判。此后，即便是像茅盾这样的著名作家也只写评论文章，不再从事创作了；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也没有创作出超越其原有代表作水平的新作品。虽然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对作家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不久，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从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艺术与政治的矛盾统一中．忽视了个人和艺术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也根本没有考虑集体和社会也有失误和错误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似歌颂为主，不允许批判的“17年”文学一直在为“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出现创造着某种条件，积累着某种动力。

总而言之，“17年”文学是比较封闭的以歌颂为主的文学，“文化大革命”十年文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化了的文学，而“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则是以反思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但都缺乏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也没有足够地表现出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勇气。这些创作上的空白，无疑为“新写实小说”的出现预置了广阔的艺术空间。

三、“新写实小说”的“情感的零度”

可以说，标示和宣扬所谓“情感的零度”是“新写实小说”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主

张。围绕着所谓“情感的零度”所展开的论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80年代后期中国文艺领域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立。

有人认为，“新写实小说”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原则，要求文学创作反映和表现出一种绝对客观的“纯态现实”，这实际上消解和否定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创造性和思想倾向性。与之相反的观点则以为，“新写实小说与新潮小说都不是非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现象，新写实小说和新潮小说都是从价值选择的根本点上来完成‘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消解’”。“其实，‘零度情感’、‘终止判断’只是这种小说叙述方式上的特点，是一种叙述策略。新写实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性不仅鲜明，而且是强烈得很的。”这两种不同观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写实小说”究竟有没有作家的主观倾向性和“新写实小说”是不是要消解时下的意识形态。

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新写实小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从创作实践上看，被一些理论家和评论家划到这一圈子里的作家、作品是如此之多，范围是如此广泛，这些作家和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其实存在很大差别。在我看来，有的甚至还存在着实际上是对立性的差别。”“新写实小说”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范式和类型。

（一）批判意识

相当多的“新写实小说”只停留在冷静地描写普通人的平凡生存状态上。如池莉的《不谈爱情》、《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教育诗》，范小青的《顾氏传人》，叶兆言的《艳歌》，方方的《白驹》、《桃花灿烂》等作品，都是以表现庸常“纯态事实”的叙写手法取代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本质的体悟、揭示和剖析，放弃了对现实生活中团顿的、消极的乃至丑恶和腐败现象的深层思考和开掘，缺乏理性的审视和评判。这势必冲淡和消解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震撼人心的理性自觉、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

然而，有些“新写实小说”由于贴近生活，有主观意识的参与，仍然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诸如刘震云的《官人》、《官场》、《新兵连》、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作品，正是在对普通人极为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隐含着对人的庸常恶劣的生存环境的警示，对改变人的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和失衡的价值观念的企盼和对滥用社会政治权力所造成的恶果的保怒、指控和抨击。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在这方面可以说最有代表性。方方是从中国心腹地区的大都会武汉崛起的女性作家。她置身于市民生活的环境和氛围之中，积累了细微而又深挚的人生体验和审美经验，带着温馨的人文关爱，以敏感的眼光观察和领悟与她具有血缘亲情般的市民阶层的个体生存状态。她通过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危机的不动声色的描绘，寄托并流露出对恶劣到几乎要达到“非人境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不可遏制的批判情绪，使读

者看过这部小说后，从心头涌起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隐忍而又强烈的感受。

《风景》描写的是挣扎在城市的贫困而又脏乱的流民杂住区的一对夫妇从解放前直至现在的种种沉浮际遇的生存风景。他们栖息在汉口市江边自己搭起的一间只有13平方米的“河南棚子”里，竟生下七男二女。生存空间的极端狭窄、龌龊和恶劣，致使“夫妇打架、父子斗殴、兄妹吵闹”诸如此类的家庭纠纷成为最常见的人伦风景。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非常穷酸、愚昧和粗野，只能被禁锢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河南棚子”中。作者虽然只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平直真实地再现了青年们各自生活成长的过程，描写得十分客观、冷静和含蓄，并没有刻意表达自己的爱憎态度。可是，一旦这种真实的故事展示和话语叙述被读者解析之后，总会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深深地品味到作品中所包含着的深层意蕴：不是作家没有情感，而是作家的这种情感被强大而又威压的现实生存环境挤迫得不得不藏匿起来。因为面对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危机和生存困境，一切思想和感情都仿佛变得苍白无力。正如方方自己所表白的：“将新写实主义说成是批判现实主义也行。”

当大多数“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将小说的主人公放在现实的平凡的生活流中去表现时，却有一位新写实小说作家刘震云独树一帜，他集中聚焦，瞄准了“官员”、“官场”和与“官员”、“官场”相关联的创作天地，并用他那不动声色却又力透纸背的笔对滥用和扭曲社会政治权力的现象进行了无言的批判。有的评论家带有几分夸张地说，刘震云窥视和穿透了权力这个隐秘的部位，笔锋如刀，剖析下去，“好像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有余。那些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一旦投入权势方程式，顿时异常简单，简单得荒诞不经，简单得令我们膛目结舌，不敢接受。一个单位是一张权势之网，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部历史、一切人生的设定，都无非是权势之手导演的滑稽透顶的戏剧，既不复杂，也无神秘性可言，人是权势的奴隶”。从刘震云的《官人》、《官场》、《新兵连》、《单位》等一系列小说所营造的世界中，人们不难发现，作者把小说人物置放于一种与特定的“官员”和“官场”有着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纷纷扰扰关系的环境中，表现他们如何艰难挣扎和怎样曲意奉迎以至攀附升迁。《新兵连》主要写了一群新兵，即穿上军装的农民在接受训练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琐事，表现了特殊的有悖常规常理的军营生括对普通人性格的扭曲及其裂变，带有一定的悲剧性和喜剧的色彩。这篇小说描写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凡惯常的新兵生活，通过展示既质朴又落后的农民与反常的庸俗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人的异化与人性的畸变和失落。这些小说体现了作家对创作取材的特殊切入点，赋予作品以尖锐而又深刻的思想锋芒，带有强烈的审视和批判现实的自觉意识，集中地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某些制度和机制的病态，显示了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勇

气和现实主义精神。

总之，面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某些弊端，这些具有不同程度的现实批判性的“新写实小说”，不像“先锋派小说”那样采取回避和拒绝的策略和态度，而敢于对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弊端进行嘲讽、揭露和批判。不言而喻，对这些“新写实小说”的作者来说，所谓“情感的零度”的说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小说作者的内心和文本的深层都存在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倾向性。表面上作者和作品都好像没有明显地流露出情感和思想的倾向性，但实质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文本叙述的策略罢了。

（二）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

小说的叙事态度实际上是作家观照生活的态度在叙事过程中的形象体现。创作主体的叙事态度引发着、决定着对文本叙述方式和叙述策略的选择。作为叙事文学的叙述模式发展至今已经逐渐形成了三种类型：一是叙述者大于人物的后视角，即现实主义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二是叙述者等于人物的同视角；三是叙述者小于人物的外视角，即用局外人的观察点来消灭叙述者的方式。

“新写实小说”采取的多半是一种局外人的叙述方式，表现为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总是以一种超然于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的态度来写作，以客观化的叙事态度作为情感介入的准则，叙事手段追求还原性的呈现。这种还原性的呈现要求作家从观念回到现实，注重观察而弱化判断，从有选择的描写生活的局部返归到勾勒生活的本真原型的全景，透过主体的感受和体验，承载起对生活的所谓“原生态”、“原汁原味”和“纯然事实”的展览和显示。这种被某些评论家概括为“冷面叙述”、“消解深度”和“中止判断”的叙述方式和叙述策略，势必使“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将主体情绪冷却到零点，使叙述客体和叙述过程尽可能地避免主体意图的介入和主观倾向的干扰，以便遏近“原生态”的“纯粹”和“本真”。

在相当部分的“新写实小说”作品中，文本的叙述者不加任何评议，不想对阅读作出明确的启发和引导，始终保持局外人的姿态。即使有的小说出现作为叙述人的“我”的形象，也只不过是一个冷漠的参与者，既不是全知全能，更不去指点江山，评判是非。这正是许多评论家之所以认为“新写实小说”的文本叙述进人“情感的零度”状态的缘由。

应当指出的是，有些评论家们所认定的“情感的零度”指的只是文本中叙述者的“情感的零度”，而不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情感的零度”。因此，探讨所谓“情感的零度”的时候，应当将作家的“情感的零度”和文本中叙述者的“情感的零度”区分开来。

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对待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的态度相应地决定了他们

的文本叙述也必然具有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一类是作家抗拒意识形态介入他们的作品，从而使他们在文本表达方式上采取回避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一类是作家想通过文本叙述对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而必然有主观情感的参与。不管是回避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还是批判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作品文本中叙述者的态度都是以所谓“冷面叙述”为主，不掺杂人物形象对生活现实和生活事件的强烈的主体情感评价，以达到回避或批判意识形态的目的。综上所述，不管对所写的现实生活是否具有批判性，可以说，所有的“新写实小说”都具有主观倾向性，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不可能不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些新写实小说的评论家和作家提倡绝对的“情感的零度”，只不过是固执于文艺非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的一种偏见而已。

四、追求“真实”的两面性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尽管存在着主题意蕴单薄、典型形象匮乏和哲学思想肤浅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也有一批作品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种种矛盾进行了揭露，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显然是对“十七年”文学的超越。“新写实小说”的“情感的零度”追求和生活“原生态”的呈示，极易于使人联想到19世纪的自然主义。不可否认，虽然两者产生的时代和区域不同，但在文学观念、人物塑造、写作方法以及语言叙述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有人指出：“自然主义在欧洲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有着完整的界定，它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某些相似之处，不是枝枝节节上的相似，两者在历史的趋向件与意识的演化中确实存在着同一性。”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与自然主义极为相似的文学现象，在对客观真实的追求方面所体现出的两面性——它的优长与缺陷，也值得我们深人地总结和反思。

（一）对生存环境的真实展示

人生活在世上，下管他（她）有多高的理想、多纯洁的精神，生存仍然是他（她）的第一需要。步入9O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己经深刻地意识到生存环境这个基本问题了。

从武汉崛起的两位女性作家方方和池莉，双双将她们敏感的双眼投注到市民阶层个体的生存环境上来。从池莉的《烦恼人生》到方方的《风景》等小说在对城市下层市民的生活环境、生存心理的不动声色的描绘之中，都流露出对恶劣生存环境的批判情绪。

池莉的《 烦恼人生》是“新写实小说”的开篇之作，作品在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生活流程的记录式真实叙述中，展示出人生的烦恼和无奈，具有强烈的感受性。小说主人公印家厚从半夜里被孩子掉到床下的响声惊醒，开始了他那琐屑、沉重和烦恼的一天。他

匆匆起床料理，排队上厕所，排队洗脸，然后给儿子热饭，催儿子起床，急忙忙地背起儿子汇人了滚滚的人流。赶车赶轮渡上班，令人烦恼的事也接踵而来。紧赶慢赶，到工厂时还是迟到了一分半钟。中午去食堂的路上，女徒弟雅丽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使他思绪纷乱，与日益变得庸俗的老婆相比，年轻漂亮而又善解人意的雅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但他还是婉拒了她的追求。吃午饭时，又在菜中发现了一只肥胖碧绿的青虫。下午应付了参观的人们，工会小组长义为一个工人的结婚来收账。然后是下班接孩子，再挤车，再乘渡轮，回家吃饭。刷碗时又听到所借住房将要被拆掉的消息，接着又洗衣服。上床时已是11点36分，老婆又告诉他：她的表弟明天要来武汉，要准备接待，住在他们家里。作者具体而又琐碎地展示了印家厚一天的生活，像一份流水账。这一桩桩、一件件杂乱繁琐而又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都在纠缠着印家厚，使这一天显得如此漫长和难耐。这种漫长和难耐之感不仅仅来自于生活过程本身，而且也来自于由这种生活而引起的主人公心路历程上的一连串的烦恼。这一切烦恼——“心情恶劣，家庭的纠纷常常归结到一点上：生存环境太差”。在《烦恼人生》中，作者所要展示的正是那贫困的物质生活条件如何造成了人们无穷无尽的烦恼，那狭窄的住房，菲薄的工资，日常繁杂琐事的纠缠，使印家厚难以潇洒自如，无法喘息，只能默默地忍受生存烦恼的困扰。

（二）对当下社会矛盾的批判意识

有的评论家认为：“在当代文坛，刘震云稳扎稳打而又有声有色的创作，以自己引人的可读性、强烈的现实性和深邃的启悟性，加强了小说创作直面现实、关注时代、切近读者的倾向，从而在文学的总格局中占有了自己一席重要的地位。”

确实，刘震云的创作表现出一种超常的机智。表面上他装出不偏不倚、宽容大度的模样，内里却满含讽刺，犀利异常。他对准了“官”、“权力”以及那些由意识形态推论所造成的假正经、伪道学，往往用一两句话就将伟大变成渺小，把辉煌化为黯淡。“他总是不断地解构不断地嘲弄历史教科书教给我们的经典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刘震云之所以显得重要，“因为他是90 年代中国文学罕见的一位讽刺现实权势的作家”。

《官人》作为刘震云的代表作之一，强烈地嘲讽了某些陷入权力斗争的庸俗官僚。《官人》里的官老爷们的生存处境也非常艰难——芸芸众官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八个局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高招，各有对策。他们搞小宗派、打小报告，明枪暗箭，目的无非是把对手搞下去，维护自己的权力位置。调整班子激化了本来的矛盾，各种手法都用上了，然而权力如同一张大网，庸官们同样逃不脱权力运作的愚弄，官大一级压死人。老张身为常务副局长，然而却要对副部长的小秘书极尽巴结之能事，陪着小秘书钓鱼不算，还不惜坐在前座上抱着已经睡熟的小秘书的小女儿，足见其卑躬屈膝到何等地

步。没有权力固然要承受权力的制约，然而有了部分权力还要承受权力更加全面的摆布。《官人》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干部阶层的一些人在官本位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陷人这种政治漩涡和文化泥沼的情形，其庸俗卑琐，人格丧尽，令人触目惊心。

刘震云的另一部代表作《单位》，则是主人公“小林”的生存实录。个人生存条件的优劣，自尊实现的程度，人生的浮沉荣枯，皆围绕着一个“官位”而旋转。小林要从充满是非的合居房间里调出来，必须寄托于入党提升。简言之，摆脱生存困境的必由之路只能是入党做官。“钱、房子、吃饭、睡觉，一切的一切，都指望自己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小林终于看破的“世道”。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他不得不向世俗低头，学习逢迎拍马，惟命是从，心口不一。作者对这类生活中数不胜数的“单位”现象做了真实的再现，进行了无声的揭露和批判。《单位》描写了普通人无奈的生活。他们被庸常的生活折磨着，摧残着。他们无可奈何地忍耐着，顺应着，在忍耐中消解志向与个性，在顺应中磨灭意志与热情，从而消极地承受生活的愚弄。但最令人绝望的却也许“不是愚弄本身，而是民众对于愚弄的认可和承受”。

如上所述，刘震云在自己的创作中倾注全力去刻画小人物、普通市民的可悲的生活景观，表现了对小人物、普通市民被有形无形的政治文化任意摆布的生存困境和生活态度的人性关注。通过这些创作，刘震云展示了人性中丑恶的东西——例如为生存、为权力所采取的种种卑鄙手段、种种见不得人的暗中盘算。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政治——特别是权力意志、对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批判和无情的嘲笑。

（三）追求“真实”的局限性

“新写实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作品的崇高与理想精神的失落，造成反典型化，消解深度，消平价值，消解主观倾向性等明显的局限性。可以说，“新写实小说”的这些局限性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作家们对“真实”的认识上的偏颇和倾斜。

一般来说，“真实”可分为“本质真实”与“非本质真实”。现实主义认为“本质”是能够反映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运动，是一些社会性的重大的题材和主题，是可针砭时弊、达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善的力量之目的；“非本质”是生物性的人，琐碎的日常杂事、偶然事件、没有社会内容的种种现象。“新写实小说”恰恰在对“真实”的认识上和现实主义背道而驰。诚然，这些所谓的“非本质真实”都是带有自然主义特征的“新写实小说”乐于描写的对象。遗憾的是，“新写实小说”所揭示的“本质”往往变成了“非本质”，而“非本质”却往往变成了“本质”。

另一方面，对“真实”的处理方法上，现实主义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经过提炼和概括，反映出某些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面“新写实小说”认为提炼和概括是作家主观倾向性的介入，因而反对提炼和概括，试图在作品中保持生活的原生态和本来面；同时，“新写实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是琐碎的日常杂事、偶然事件以及没有重大社会内容的种种现象。因此，非典型化、拒斥崇高和理想精神，导致思想深度和主观倾向的消解，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严重局限。

第一，“新写实小说”最大的缺陷之一是非典型化。为了达到审美态度的客观化，“新写实小说”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主要是从生活的偶然性领域进人必然性的概括，由现象而到本质的探索。而“新写实小说”在放弃自我对生活流程的过多干预时，无意去寻求生活的本质，而把生活现象作为描写的重点，这必然削弱对生活事件和人物形象典型性的重视。

从人物塑造方面说，现实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因此，人物、主人公在作品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人物联系着全部故事。现实主义不仅仅满足于细节的真实，还要求创造从一定的视角和层面反映时代精神、体现生活本质趋向的生动的典型人物。“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最主要的分歧正表现在对典型人物的理解和塑造上。由于“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和评论家信奉的是追求“原生态的”现象的真实，排斥和反对对现实生活的本质、主流和发展趋势进行艺术提炼和典型概括，势必放弃了对相应的典型人物的塑造。由于“新写实小说作家们把切人物当做普通人来审视”，甚至认定典型人物都是作家拔高生活的产物，处处透出人为的痕迹，所以，“在人物处理上，新写实小说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以追求英雄化、典型化为目的，而是把笔墨倾注到广大普通人身上，表现普通人生的喜怒哀乐”。“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舍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英雄形象，而多是一些似乎不十分明确生活日标，或者说人生追求并不是十分远大的、听凭命运驱使的凡俗之人。相比之下，现实主义作品里的很多人物，虽然清寒与卑微，但有高尚的情操；虽然弱小，但却是不可战胜的。“新写实小说”力图再现人物的本来面日，尽可能让人物自己去自由地展示自己的生命形态，尊重人物的个体生命，不去人为地拔高或丑化人物。它致力于写极其平常的普通人，写他们为衣食住行的操劳、为生老病死的忧虑。人生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经历，也没有大起大落的命运波折。人物性格也模模糊糊，好坏难分，美丑难辨。的确，小人物的尴尬人生是“新写实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没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都是一群没有地位也没有使命的小人物。

总之，“新写实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完成了由典型到原型的还原和转移，放弃了塑造英雄典型的努力，专写凡人中的小事和小事中的凡人，因而带来了比较严重的负面

影响。由于“新写实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性格缺少强烈的自主精神，他们仅仅游荡于重大事件的边缘而无法进入核心。可悲的是，这种还原方法还往往注重生活中阴暗丑陋的一面。实际上，生活也有美好、高尚的一面。可以设想，如果现实生活中和文艺创作里完全是不能自主和自助的世俗小人物，是无法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善人的生态和心态的，概括地说，是无法弘扬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新写实小说”将人物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大量表现所谓的“人生困境”和“生存之累”，甚至还原人的兽性，挖掘人生中的“恶”与“丑”，使文学变成了笼罩在人生图景上的一团混乱和阴暗的烟云。

第二，“新写实小说”创作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导致人的崇高和理想精神的失落。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与发展，是与讴歌英雄主义的描写保持着同步状态的。然而，正式出现于1958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倡，影响很深。由于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理解的偏颇，后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脱离现实主义而片面夸大浪漫主义的不良倾向，实际上导致了玄想、浮夸和虚假的歪风邪气。诚然，在当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体现出“两结合”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为鼓舞人们的奋斗精神和改造人们的灵魂世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反对文学的“假大空”并不意味着必须全盘否定文艺创作中的崇高和理想之光。如以“文化热”作为界标，80年代前期，作家们的文学信念是追求为人生而艺术，弘扬理想和崇高精神，而80年代后期的文学则看重表现个体生存状态，回避乃至消解理想与崇高。

对于80年代后期的中国作家来说，理想主义的雄风已经不复存在。王朔这样说：“我以为激情这种东西含有虚伪，你冲着谁而来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怎能还抱有幻想？”“人类社会、人类生活中有很大一块是灰色地带，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是非观和道德观去衡量的。”所以，“我的小说靠两路活儿，一路是侃，一路是玩”。作家们对意义的怀疑导致了对意义的放逐，对权威话语的反抗导致了对话语的权威性本身的质疑。由于他们不再相信有一种绝对的救世真理的存在，因而放弃了传统的启蒙主义立场以及某种洋溢着理想激情的救世行为，拯救人类渐渐演化成个人的自我救赎。意义的缺席、中心的消解造成一种众声喧哗的话语现象。

“新写实小说”消解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理想主义精神，有意避开英雄主义而回到日常生活和普通的人群。由于将生存环境视为阻塞与扼制人的价值才能的枷锁，将人物变成对恶劣生存环境无可奈何的可怜虫，因而很多“新写实小说”作品失落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那种激励人生、引导人生的理想之光。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人之所以为人，重要在于不仅有着不同于动物的感觉，而且有

着更高的理智，有着对美好社会理想和道德境界的追求。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正是不断追求理想的前进的历史。理想，是烛照人类前行的火炬，人类对进步和理想的追求永不止息，对光明前途的向往和憧憬是作家艺术家情感世界中最可宝贵的道德情操。遗憾的是，“新写实小说”没有点燃理想的火光，使人体验不到文学作品应有的牵引、鼓舞和振奋的力量。“新写实小说”淡化了理想和崇高的观念，使作品充满灰暗阴冷的色调，使读者感到沉重压抑和无可奈何，感到没有希望和出路。固然，生活中也有阴暗面，人的生存是艰难的，但是作家的职责正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把新的理想和新的生活信念传达给读者，给读者摆脱和战胜艰难困苦的信心和勇气，使他们去追求光明和美好的未来。尽管过去一段时期的作品宣扬的理想是一种盲目的空洞的理想，但不能因此拒斥、躲避和消解理想和崇高本身。带有程度不同的自然主义痕迹的“新写实小说”，由于轻视理想和崇高，必然从审美表现上趋向于世俗精神和媚俗形态，缺乏深刻的和高度的文化审视和宏观视野。为了优化和提高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克服和摆脱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