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说：真正的智慧并非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原则可依循，而是对应着不同的现实难局，有恰如其分的不同对策。所以愚昧的人，偶尔也会出现深具智慧的反应；倒是聪明的人往往因为太紧守着某些原则，遂做出错误的判断来。
因此，真正的大智慧其实是“无心”的，不会被既有的原则、经验和思考方式所局限，所以能充分灵活、充分弹性的深入变动诡谲的难局里，洞见常人所不能见的问题核心，察知常人所不能知的长远发展，而其拟定的对策，也往往出乎常人的想象，甚至乍看起来是违反常识的，惟有等到问题完全解决，才能看清这样深远通透的智慧来。
这样不拘原则的上上智慧，虽是不科学，然而多知道一些这类的智慧事迹，却也能有效增加我们应对问题的能力。
“见大”、“远犹”、“通简”、“迎刃”，而总其名为“上智”。
见大卷一
一
太公望（吕尚，为周文王师）封于齐，齐国有一个名叫华士的人，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情，人们称赞他很贤明。太公望派人请他三次都不肯到，就命人杀了他。周公（姬旦，周武王之弟，辅佐称王为政）问说：“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怎么杀了他呢？”太公望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昭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称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个当国君的何用？”
孔子的学生曾受少正卯（春秋时鲁大夫）言论的诱惑，数度离开学堂，使学堂由满座称为空虚。孔子作大司寇（掌管刑狱的官）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自贡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路过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比较起来还稍好一点：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画尽奸雄的隐密）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冯评：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就不足以乱国。假使有才能的小人肯受君子指挥，未尝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不一定摒弃他们。可是少正卯煽动迷惑孔子的弟子，几乎要压过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公事吗？孔子狠心下手，不只是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便捷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原因杀人树立了榜样。
夸夸其谈的人徒具虚名而无实用；少正卯则好像很有用、实际上不可用。徒有口才而心术不正的小人，贤明的君主就应该杀了他。名人隐士，只有大圣人才能认识到其该杀的理由。唐朝萧瑶痴迷拜佛，太宗命令他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献诗陈情，玄宗下诏：“看诗中的意思是在推崇道教。这种思想不切合时代的要求，当依其个人的喜好，免去官职作道士吧！”这种做法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吻合。假使痴迷佛、道的人都让他们出家做和尚道士，那么士大夫以邪说异端攻击正道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二 诸葛亮
有人批评诸葛亮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所以匡衡、吴汉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也曾
说过：我曾与陈元方、郑康成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之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即刘表、刘琮）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后来费祎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冯评：子产对太叔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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