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桥词典》的结构模式及其文化底蕴

论《马桥词典》的结构模式及其文化底蕴

《马桥词典》顾名思义，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地方的词典，是关于一个叫马桥这个地方的词典。这就会让人很好奇，我们一般常用的词典都是一部部关于语言文字诸如此类的工具书，但是从未听说过关于地方的词典，这是怎样的一本书？里面有着什么样的精彩世界？这也是韩少功的高明之处，以人们最熟悉的形式反其常规，带领人们探讨这看似熟悉却不明了的世界，真是吊足人们的胃口。

一、结构模式

“马桥”是个地理上的名词，但是它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地方名词，它是韩少功历史感受、现实思考、知青情结和语言探索的一次集中释放。故事一叙事者插队下乡的年代为主体，上溯至明末，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着重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马桥”乡的各色人等和风俗情景，但这些故事却被词典的叙事形式所分割。作者首先以完整的艺术构思杜撰了一个“马桥”，将其历史、地理、风俗、物产、传说、人物等等，以马桥方言为符号，编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乡土辞典；然后，才以词典编撰者和当年插队知青的身份，对这些词典进行诠释，引申一个个文学性的故事，有人说它是“词典体小说”。

“《马桥词典》不仅开发了方言，丰富了语言资源，更重要的是将文学语言由从属的工具地位跃升到本体地位。语言不只为语言，而是文化意义的延异”。（《中国新时期乡族小说论》李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桥词典》收罗了一个115个词条，马桥人生活史上的典故被编入其中，成为词义的注解，这里面不仅有词的本义，还有马桥人对其特有的定义，还追溯到词源，及其延伸，几乎每个词都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从里面的结构来看，这些词构成了一个个短篇故事，彼此之间相互独立；但从整体来看，它却是一部长篇小说。原因在于《马桥词典》经由“词目”系统（马桥语言）的窗口，为读者提供了一幅人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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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长卷画，据“粗略统计，在115条词目的释文中，所出场的‘有名有姓’、拥有各式各样描写或刻画的人物，大约有三十个。出场最多，描写最为充分、最为丰满也最为生动活脱的，应推本义、复查、兆青、仲琪、铁香、志煌、万玉、盐早、盐午、马文杰、马鸣、罗伯、魁元、三耳朵、牟继生等”。（《韩少功研究资料》吴义勤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这些人物体现了“马桥”，并传达了“马桥”的生存形态。这些人物的出场也有一些规律，有的是间歇性频繁出场，如本义；也有的是集束性连续出场（但不排斥“集束”之外的零星出场）——譬如，“觉觉佬”之后是“哩咯啷”，然后是“龙”，这三个词目的释文，主要描写对象是万玉。又如，“汉奸”“冤头”“红娘子”“渠”，这四个紧挨着的词目则以集中的笔墨刻画了盐早的不幸命运，以及那种被欺凌、扭曲的个性。再如“宝气”“双狮滚绣球”“洪老板”“三毛”“挂栏”，从本义与志煌的关系写起，再描写与牛相关的词目，但自始至终都在描写志煌以及他具有的马桥人的性格……这些连续的、集束性的刻画，马桥的重要人物都活脱脱的走到了读者面前，而且惟妙惟肖。

由此可发现，《马桥词典》的人物出场，从表面上看充满了随意性，其实是有所安排，虽然该书起首安排了一个“条目首字笔画索引”，但正文却完全抛开了这一“索引”。这至少说明，词目及释文的先后出现，是依据作者的内在意图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把这些人物用语言串起来，使他们成为一种比较严格的、特别的整体，就是本书整体为长篇小说的重大原因。

韩少功借用了“词典”的形式，把马桥的人事物理、轶闻趣谈、风俗民情、村寨环境做了新安排，并以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叙述，展示了马桥人的富有历史感的生存形态。这种新颖的安排方式，兑现了韩少功的小说观念，打破传统小说的“主导性”结构模式，或冲击以往小说的“主线霸权”，还实际生活以本相。有效瓦解了传统长篇小说惯用的整一性故事构造（起伏跌宕，前呼后应，主导性的人物、情节、情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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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沉淀

《马桥词典》若只有结构的新颖，是绝不可能吸引众多的读者的，虽然“词典体小说”在国内闻所未闻，但在国外却已有先例，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就已写过《哈扎尔词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作品的内容，作品精神，文笔的功底就尤其被考验。韩少功从语言的角度谈文化，马桥语言蕴藏了马桥区域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并且与华夏大文化交流更彰显其独特性，我们可以感受到马桥乡里浓浓的乡土气息。

奇特的生活习俗，如“三月三”写的是每年农历三月三日，马桥人吃黑饭，家家户户霍霍磨刀，磨各种各样的刀，正是春耕的好时节，马桥人这种特殊的习俗应当是农耕文化里的遗产。马桥人对人际关系、传统宗族、血缘、婚姻、友情等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及相应的独特习俗。马桥人没有同宗、同族、同胞一类的说法。一律以“同锅兄弟”称呼同胞兄弟，甚至是非同胞兄弟的，只要在同一国吃饭，关系也视同一家人。可见“锅”在马桥中的意义和地位与我们一般常用的“锅”不知要高几百倍。再比如“放锅”，这也是马桥特别的婚俗之一，出嫁新娘在婚礼上要将一口新锅到夫家灶上，煮一锅饭表示她已是夫家人，放锅意味着结婚，背锅则预示着退婚。这种对吃的看重，多少都可以窥见这地方曾经是多么贫乏，以至于能不能吃饱成为了他们日常最重要的事情。但是马桥人也有比别人更隆重的享受，证据之一就是“颜茶”，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城里人只会和低级的茶，而马桥人去要喝十分讲究的“擂茶”：生姜食盐为主料，伴以炒制的豆子芝麻等香料，再加上红枣鸡蛋，用滚开的沸水反复冲对而成，让读者几乎可以闻到那浓郁的透着乡土气息的茶香味。还有马桥与众不同的“发歌”，马桥的发歌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与他们近似于说悄悄话的耳边发歌形式，我们常看到的常听的的山歌等都是要用响亮的强调唱出来的，而马桥的歌却一反常态。这种鬼鬼祟祟的歌风早已形成但却找不到原因，无形中使马桥更透着一种神秘感。马桥人结婚忌处女，喜欢未婚先孕，以此证明女人的生育能力。在他们看来，生育力比贞操更重要。所以洞房禁忌“撞红”，这对正统贞操观是一大冲击，也是楚文化浪漫的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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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头胎子却常遭溺毙，有显示楚人的野蛮。如果没有对词语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理解马桥蕴涵其中的奇特文化。

语言禁忌。“嘴煞”“魔咒”“飘魂”“散发”“结草箍”都是马桥的禁忌语言，属特殊的传统文化。所谓特殊传统文化，“是指跟语言有直接关系的文化形态，如语言禁忌、文学艺术、语文游戏等。它们经由语言而形成，也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因而对语言文字便产生了一种迷信的看法，以为语言文字有一种超自然的魔力，对它感到神秘，感到畏惧。……日常生活中称名道物谨慎小心，唯恐触犯神灵，招来灾患；或者给一些平凡的事物涂上喜庆的色彩，取得心理上的满足。”（邢福义《文化语言学》）这就是语言禁忌的缘由。“嘴煞”就是一种语言禁忌，它是马桥人对语言魔力的反应。复查失言骂罗伯“翻脚板的”，但他没想到这是马桥人最骂不得的话，最恶毒的嘴煞，当地人最忌讳。罗伯第二天不幸遭狗咬而死，从此复查留下了心病，变成了影响他后半生的沉重的精神包袱和心理负担。人的心理是很微妙的，很容易遭到暗示，语言魔力就产生在这种暗示里面，只要你有了思想包袱而又得不到解脱，就很难走出死胡同，这也是科学难以解决的。“魔咒”是运用咒语诅咒痛恨的人使之遭到惩罚，其灵验度让人不敢轻举妄动。“飘魂”指一个人灵魂出窍，是死亡的预兆。若发现某人“飘魂”了，不可直说只能暗示。用“散发”代替“死”，用“结草箍”起誓结盟。这都是语言禁忌的表现。

淳朴的“天人合一”思想。“神仙府”里的“四大金刚”（四个从不老实作田的“烂杆子”）却似乎悟透了老庄高深的哲学思想。他们睡草铺，吃昆虫，把耕田种地看做俗务，不屑于参加荒唐的政治运动。马鸣也自有他的一番生活哲学，他钓鱼“不在鱼，在乎道”。颇有欧阳修的味道，可见老庄的思想，魏晋文人的风骨对他的影响多深厚。但这种不为而为的对抗方式，也有它极端的一面，就是被社会遗忘。“显然，他已经不成其为人了”。“如果他不是人，那么他是什么呢？社会是人的大写。他拒绝了社会，也就被社会取消了人的资格——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猜想中，他从来就想成仙”。此外，马桥方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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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语评价也有一番老庄屈原思想的韵味。所谓反语评价是指“马桥人的评价词汇与普通话对这些词语的理解相反”（何言宏 杨霞《坚持与抵抗：韩少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如“醒”，在马桥人的语言里，“醒”就是愚蠢的意思。屈原的“世人皆醉我独醒”在马桥人的眼里看来是不可理解的，罗人（马桥人的前身）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他们不认为为了一个抛弃了自己的国家而献身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于是便有了他们对“醒”字的独特理解和运用。“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此外，“梦婆”“走鬼亲”“火焰”“枫鬼”等充满了神秘与诡异的词目代表了马桥的神秘。“话份”“格”代表了马桥人的社会地位与话语权。一百一十五条词目，包罗万象的文化特征，这种语言反映文化，透过寻找词源，语源来翻开历史，是作者为文学寻根的手段，寻找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文学之源。

参考文献

何言宏 杨霞《坚持与抵抗：韩少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11月

吴义勤主编《韩少功研究资料》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5月

韩少功 《马桥词典》（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5月

李莉《中国新时期乡族小说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5月

孔见著《韩少功评传》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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