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浅析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浅析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二百五十五年内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居为《春秋》三传之首，是主流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既然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涉，便少不了外交官间的唇枪舌战，少不了精彩的外交辞令。《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逻辑之谨严、道理之明晰、辞采之华瞻、委实让人叹为观止，有着极为动人的感染力。无论是在敌强我弱，还是在敌胜我败，甚至是在订立城下之盟，身为俘虏之时，外交官都能巧妙地使自己的说辞入情入理，起到折冲樽俎、消弭战祸的作用。它不但反映了春秋时代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机巧微妙的外交活动, 同时又表现了春秋时代外交场合那种彬彬有礼的风尚和高度的语言技巧。先看其中的两个外交事例。

在《秦晋殽之战》中，秦军在盂明、西乞、白乙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过周及滑时, 被郑国商人弦高偶遇, 他急中生智, 送牛犒师, 并用略带欢迎的口吻说出了弦外之音:“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 敢犒从者。不腆敞邑, 为从者之淹, 居则具一日之积, 行则备一夕之卫。”弦高这一番话, 表面上在犒劳秦师,实际上是在警告秦军休要轻举妄动; 表面上是说为秦师提供粮草,做好保已工作, 实际上是告诉他们郑国已经作好了应战的充分准备。郑穆公接到弦高报信后, 派使者到客馆看视, 知道了秦客已收拾好车子, 磨好兵器, 喂饱马匹而枕戈待旦, 于是郑穆公又派大夫皇武子去客馆辞谢秦客。皇武子绵里藏针、巧揭实质, 用挽留式的语言下达了使对方非走不可的逐客令:“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 这一番辞令, 表面上句句是颇具歉意, 恭敬协商的客气话, 实际上却句句带刺, 嘲讽与谴责双管齐下的逐客令; 表面上显得热情好客, 实际上却表现了对他们的无限憎恶。它妙就妙在: 言在

北而意在彼, 它既没有当面提出他们的阴谋, 也没有叫他们赶快回国, 然而意在言外, 三人都深知阴谋已败露, 再也无法呆下去了, 只好逃之夭夭。

而《烛之武退秦师》一篇中，烛之武出使秦国，用意显然是为了维护郑国的利益，但他却在对秦晋郑三国间的利害关系作具体分析时，先把郑国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他这种不用秦晋攻打就知道郑会灭亡的表态，便于其分析郑亡后秦晋的利害关系。之后替秦国“展望”郑亡以后到底有没有实际利益：“越国以鄙远, 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 君主薄也”，做出保郑对秦有利无害的结论：“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从秦、晋两国的历史关系说明晋国曾对秦国过河拆桥, 忘恩负义, 并做出推论: 如此贪得无厌的晋国, 灭郑之后, 必然要进犯秦国: “若不阙秦, 将焉取之?”由此，让秦穆公感到帮晋灭郑, 不但对自己无益, 反而有大害, 立即改弦易辙, 不但停攻郑国, 还与郑国订立了盟约, 从而孤立了晋国, 使秦师退后晋师也跟着撤退, 收到了一箭双雕之效。烛之武有理有节，站在秦国的立场分晓利害，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可得，颇有外交家的风度。

又如《齐桓公伐楚》一篇中，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带领诸侯军队去伐楚，齐国一副霸主的态度，找出“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的无理入侵借口，楚子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于是诸侯的军队向前推进，驻扎在陉地。

由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有着鲜明的特点：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这与春秋外交辞令的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诸侯小国夹介于诸侯大国之间，往往进退维谷，徘徊不安，甚是狼狈。这种

不平等的国与国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战争很可能就不约而至。诸侯小国往往为了免于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所带来的劳命伤财之灾而大动脑筋。最终都要请一些能深谋远虑且经验丰富谙于世故的外交家，他们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刚柔相济，在人格和礼节上赢得强国尊重的同时，也因此避免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行人”这一职主外交的群体逐渐形成。

“行人”这个特殊的称谓也只专属于春秋战国这个特殊的时期，是《左传》中描写的特殊群体，他们活跃在当时列国的政治、外交舞台，参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参与建交修好、会盟聘问等国事活动，在当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人辞令也就是指这个特殊群体代表他的国家与另一国家交涉谈判的外交辞令，作为传统外交礼节的一部分, 在彰显语言的魅力和行人智慧的同时, 被赋予了更多、更重的家国大义, 承载了扶危救倾、纵横捭阖的历史使命。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既然是传，就是对经的解释，是对《春秋》的解释。《春秋》又是孔子晚年修订的一本书，因此《左传》也就被奉为儒家经典，带有儒家思想韵味。它以合乎礼而归于德的道德观为价值取向，尤其是强调民本、礼仪和仁义。其中的外交辞令一方面秉承了儒家的“克己复礼”的礼之美，委婉谦恭，含蓄多姿，带有某种压抑收敛性；另一方面体现着士大夫（更是外交家）的风度之美，不卑不亢，刚柔相济，带有某种自由舒展性。特点都是委婉谦恭，含蓄多姿，不卑不亢，刚柔相济，颇富礼节，又极富技巧，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也有些辞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理的分析见长。在那些表达实质性意见的关键部分,常常回避直陈的方式, 而多采用谦卑、疑问等弱化而含蓄的形式, 以此来表现一种自卑尊人的姿态。而在退和的表层下面,却绵里藏针, 隐含着一种自信自尊、从容不迫的气度, 一种看似谦卑但却绝不轻易退却的态势。可谓“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春秋这个时期《左传》中描写的行人之辞令有“雅辩”的特征，甚至更多的不是辩而是在娓娓道来、彬彬有礼地阐述一个道理。而到了《战国策》中描写的行人个个都是雄辩百家、咄咄逼人的风格。

但是对礼的过分推崇, 使《左传》行人辞令受到“礼”的制约, 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称谓和礼节性套语的大量运用以及对《诗》的“断章取义”的征引上。行人辞令行人对“礼”的巧妙而娴熟的运用, 使行人辞令显现出渊懿美貌、典雅优美的美学风格, 而礼的约束又使行人辞令产生某种模式化倾向。

各国的外交辞令又由于国力的不均衡和国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周王室的天子威权虽已名存实亡，但仍有王室荣光的号召力和霸主强权的威慑力，其辞令迥异于各诸侯国，更为典丽精工，且保留了“天子”、“朕”等自称，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鲁国辞令柔中带刚，在原则性问题上能够巧妙地指出来，其就事不就人的风格和“君必不然”的代表性外交辞令使对方既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又不至于产生抵角情绪， 从而修正自己的行为。齐国在国际交入上蔑视礼制，其它诸侯国都心照不宣地维持天子表面的尊严，只有齐国公开反抗王命；并且齐国辞令与鲁国的君子之风相比，市民气息比较重。晋国是春秋列国中最强盛的国家，其外交辞令通常有恃无恐，颐指气使，强横专断。在夹缝中生存的郑国，外交活动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再加上统治者的审慎态度，使得郑国外交官不像他国辞令那样随意发挥，参差不齐，而是自觉地掌握技艺并娴熟运用，从而显示出整体的高水平，其中以子产最为出色。楚国被称为南蛮，长期受歧视，被排斥于中原正统格局之外，楚国文化上的自卑和军事上的强大使他们一方面常提出不合礼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遵循礼义不断自我修正。

总之，在复杂的春秋局势中发展出的行人辞令责以大义，让敌知难而退；晓以利害，拆散敌方联盟；掌握分寸，留足谈判余地；败不馁志，维护国家尊严；身陷敌手，壮志犹冲斗牛。反映了大国争霸、小国抗争的政治局势，崇礼尚文的社会风尚以及说者的贵族身份，对后世文学语言、民间口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李璐 委婉含蓄、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秦晋殽之战》外交辞令浅析

李程，王龙飞 礼与《左传》行人辞令之美

龚元秀 《左传》的外交辞令的地域色彩

陈才训

《左传》行人辞令与《战国策》策士辩辞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