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维德与弘治岳刻本《西厢记》

伊维德与弘治岳刻本《西厢记》

伊维德与弘治岳刻本《西厢记》

2013年06月21日来源：中国作家网 蒋星煜

我研究《西厢记》多年，在国内，得到了赵景深教授的指导，此外，与王季思、吴晓铃、马少波、傅晓航、周续赓、黄裳诸位也有过许多次交流。至于日本以及欧美研究《西厢记》有较高成就的汉学家，也都先后有多次沟通，这对于我的研究工作当然有许多启发和帮助。

改革开放之初，即1982年，就有一位荷兰雷登大学的中年教授伊维德(W.L.Idema)来访。虽然他的汉语普通话不太流利，写的中文却相当规范，英语则是第一流的。我们的话题是明代朱权的生平与《太和正音谱》、朱有燉的杂剧著作以及《西厢记》的版本问题。

谈了不久，两个人就把话题集中到了《西厢记》的版本及英译问题上来了。因为到1980年为止，世界各国的译本基本上是以改得面目全非的金圣叹本为主，再就是王骥德本或凌濛初本了，而且大部分是摘译片段，而非全本。现在既然已经发现了弘治年间的金台岳刻本，应该最接近元代王实甫原作，当然应尽快译出来才好。关于这一点，我们达成了共识。

接着，他向我表示，已经下定决心，准备自己动手翻译，也可能和别人合作进行，我当然表示十分赞同。然后我们也研究一些具体问题，诸如体例、注释以及附录取舍等等，彼此出入不大。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送走他以后，没有再联系。因为工程浩大，我担心他是否能实践这一雄心壮志。

这次交流之后，我对《西厢记》在全世界传播的情况开始关注起来。1985年，我在华东师大担任客座教授，也对我带的研究生谈起这件事情。其中，一位研究生英语基础较好，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论〈西厢记〉的英译问题》。为了辅导他，我又比较认真地阅读了一次熊式一的英译本。应该说，这个译本的文笔还是相当好的，但是采用的底本和所有的外文译本一样，仍旧存在和原著相距甚远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既深深钦佩伊维德的有胆有识，更希望他能尽早完成这一项大工程。

1987年，北京举行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都参加了。他告诉我，翻译工作已经开始了，因为工作量大，而且涉及许多学术问题，为了慎重起见，他和美国伯克莱大学的韦斯脱教授(S.H.West)合作翻译。因为一个人在荷兰，一个人在美国，虽然现代的通讯渠道很畅通，进程还是慢了一些。

他感谢我的支持与鼓励，并认为7年前的交谈，使他对英译弘治岳刻本的具体进行步骤，心中有了一个底。当然，他谈得最多的，乃是我有关《西厢记》的著作和论文对他的帮助。我以为是客气话，也没有在意。

会后，我们保持了联系，我寄赠了曾获中国剧协第一届戏剧理论著作奖的《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一书及其他论文。他却寄了一些别人写的画家传记与美术史的书来，都是英文的，我读起来十分艰难。看来，他对美术也非常感兴趣。

1993年，台湾大学与《联合报》社举办关汉卿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伊维德都受到了邀请。我们在台北相聚达一周之久，又有了一次畅谈《西厢记》的机会。他依旧是以荷兰雷登大学教授的身份出席的。

他告诉我，事实上他已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之聘请，准备到美国工作去了，

但时间尚未最后确定。最令我高兴的是他和韦斯脱合作翻译的弘治岳刻本《西厢记》已于1991年同时在美国、英国出版，当时印数不多，很快就销售一空，因此他没能带一本来送给我，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他保证再版时，一定寄给我。

我说：“如今能将弘治岳刻本《西厢记》翻译出版，使全世界戏剧界一睹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真面目，乃是大好事，寄不寄给我那是次要的。”他仍旧表示了不安，因为他认为我有关《西厢记》的著作的确解决了他翻译上的许多疑难，这才使他们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此书于1995年再版，伊维德于2000年初终于将再版本寄了给我，并附一信对我表示感谢。他说：“出版社删去了原书中的大部分插图。尽管如此，我希望此书能在您的《西厢记》藏本中觅得一席之地。”我浏览一遍之后，在《文汇读书周报》发了一篇评介文章。限于篇幅，我只谈了“英译本的书名甚有新意”、“长序的内容非常充实”，以及“译笔流畅优美”三个优点。

实际上，关于这本书，还有很多方面都没有谈及，现在想补充说明一下。伊维德对出版社没有能保留较多插图颇为不满，其实弘治本虽然插图较多，却比较粗糙，而且也没有留下刻工姓名。万历年间开始，绘图者颇多名家，如唐寅、仇英、陈洪绶等，刻工也往往是知名人士。当然，现在这个英译本也决不能采用那些刻本的插图，否则会造成混乱。

翻译本的附录之一是人名、书名的英汉双语对照表，这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方便，因为单凭读音来查找很难查出原文。但是，如“才子”、“打扮”、“风流”、“古本”、“口号”、“窟窿”、“五官”、“冤家”等语词应意译，而且完全可以意译，何必音译呢？对读者来说，岂不增添麻烦？

再说，对照表中也有些差错，例如把明末《西厢记》刊刻者之一的“张深之”误作“张绅之”，把郑德辉所著的《

梅香》误作为“搊梅香”，而“李公佐”误写成“李公

左”，诸如此类的情况也不少，不知后来再版时有没有改正。

至于附录，弘治岳刻本原来就太庞杂了，现在把《钱塘梦》等等都删除了，很好，对欣赏原著没有任何影响。

这一位荷兰学者，他对中国古典戏曲涉猎范围之广，远出我意料之外。他对元杂剧，明清的传奇、杂剧都谈了不少，而且对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也都作了较广泛的研究，他写的中国古典戏曲论文，经常引用一些罕见史料，所以他和韦斯脱合作翻译的弘治岳刻本《西厢记》能达到信、达、雅的水平，事所必至也。

对于这件事，我感慨万千，弘治岳刻本《西厢记》被郑振铎编进《古本戏曲丛刊》出版，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后来居然没有任何一位从事中译英的翻译家予以重视，有关方面也未列入学术单位、出版机构的翻译计划，一直到1980年，才由伊维德他们开始翻译。在我们感谢伊维德的同时，也应该有所反思吧？

事实上，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翻译工作恐怕远远落在形势后面了，无论英译、法译、德译都是如此。《西厢记》《牡丹亭》虽然引起了外国戏剧家的重视，而高濂《玉簪记》、蒋士铨《临川梦》等许多名著都要等外国戏剧家来翻译的话，也是不应该的。

据我所知，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变化不大，似乎只有汪榕培教授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对他深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