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说解

《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说解

原文： xx问xx曰：

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说解：

开篇第一句，就振聋发聩，且大有深意。

首先，这种言论，其实具有很鲜明的反官府倾向，在皇权至上的社会，应该不啻于晴天霹雳一般。你看，作者竟然一语挑明：

百姓的疾病都是（朝廷）收缴租税所致！这就明确表达出对朝廷以及整个官僚阶层的强烈不满。 那么，第二点，说这种话的人绝对不可能属于官僚阶层，而只能是社会底层人物，因为他的感情完全倾注于底层民众一边（请注意这个“哀”字的感情色彩）。那么，如果考虑到作者的医学知识，则很可能就是一个浪迹江湖而无权无势的民间医生。

第三点，由此也就不难得知，虽然《内经》是以黄帝与大臣对话的形式写作，但仅仅是托名而已。再者，黄帝时代还没有城邦国家及镇压机器，不可能有收缴租税这种事情。故可以断定，所谓《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世的假托。

还有，既然朝廷必须靠收缴租税才能存在，那么请问： 到底是你养活百姓万民，还是百姓万民养活你呢？

因此，第四点，所谓“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与现今网络上对贪官公仆的调侃有点类似，那其实是作者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统治者的丑陋、虚伪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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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五点，其实这句话的重点还在后半部分，即“收其租税，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而关键词“不给”，表面上似乎是说“不能自给”，但真实的意思却是百姓万民本来可以自给，只是朝廷（官府）的掠夺造成了“不给”。因此，作者的本意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

充足的营养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基本条件，营养不良则是引发疾病的首要因素，而官府收缴租税其实等于变相掠夺，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民众不能自给，民众不能自给的直接后果就是吃不饱饭，长期吃不饱饭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获取充足的营养，于是便因营养不良产生了各种疾病。

“属”的本义是首尾相连，《说文》：

“属，连也”，在这里则是形容从官府征敛租税到万民不能自给再到疾病产生的一系列因果链条，故谓之“属有疾病”。因此，按照作者的描述，归根结底，导致百姓万民罹患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

然而我们还要知道，这其实正是道家的观点。《老子·75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即明确指出民众的饥饿和贫困是统治阶级征敛过多的赋税所致，而饥饿与贫困当然也正是疾病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后世学者几乎都能意识到，《内经》的哲学渊源于古代的道家学派。所以，首先了解先秦道家的学术观点，即可以追本溯源，确是理解和掌握《内经》的前提和关键。

这个作者当然明白，疾病的产生肯定还有气候、环境和个人身体素质方面的原因，然而其之所以把矛头指向朝廷和官府，只能是因为统治阶级奢华糜烂，贪得无厌，而横征暴敛，以至广大民众食物短缺营养不良乃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也是影响大众健康的主要原因，而气候、环境和个体等致病因素只占次要。《内经》作者的思维方式也与道家宗师一样，都是追本溯源，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主要矛盾，故开篇一声断喝即点明疾病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这正是先秦道家的特点。

明确这第五点对于学习《内经》至关重要，因为《内经》生理学的核心就是一个“气”字，而“气”的主要来源就是食物。《灵枢·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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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所以，在《内经》作者看来，饮食就是生命之本，而营养不良就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故而《素问》中才有“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以及“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等等一系列“以胃为本”的理论。

原文：

余欲毋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 说解：

古人所谓“毒药”，与后人的观念截然不同。后人往往把毒药理解为谋害性命之物，与治病救人正好相反，而古人恰恰是利用毒药的毒性来治病救人的。因此，实际上，古代的“毒药”大抵相当于现代西医用于抗肿瘤的化疗药物，只不过，二者的出发点不同。

最初，上古之人，茹毛饮血，民智未开，对各种自然现象充满未知和恐惧，故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万物有灵，这也是原始部落普遍盛行图腾崇拜、降神驱魔以及各种巫术迷信活动的原因。按照这种灵异观，人之所以罹患疾病，无非都是由自然界的魑魅魍魉附体作祟所致，而欲驱除这些附体的灵异鬼魅，除了诅咒祈祷(实则心理安慰)之外，就只能采取以毒攻邪的方法。所以，上古之人并没有用药物“补养”、“调理”的意识，凡用来驱邪治病的药物必带有一定的毒性，或者，凡能够使人中毒的矿物植物，都可以被当作驱邪治病的药物来用。也就是说，上古之人，要想治病，必须得有点豁出去中毒的精神，敢于以命相搏才行。《尚书·说命篇》：

“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就是说药攻人疾，总要使人昏聩眩晕（其实那是神经中毒的表现），方可瘳愈。《淮南子·修务训》：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则是描述上古先民最初发现药物作用（致人中毒）的情形。

因此，很显然，以毒药来治病，其实是以人的健康为代价，做孤注一掷。那么，即使终获病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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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健康的损害也必然是非常明显的，因中毒而致残致死的事情，势必是时有发生。于是，到了春秋时期，民智渐开，理性萌生，文明程度普遍提高，这种比较危险的治病方法就开始受到质疑和抵制。

《论语·乡党》：

“xx馈药，拜而受之曰： ‘xx，不敢尝’”。

季康子给孔子送药，肯定是一片好意（“馈”是以美食相赠的意思）。只是他还固守着上古时代的习俗，认为疾病只能以毒药攻伐，则毒药就属于居家必备之物，所以才会把比较高档（毒性稳定且毒性适中）的毒药当作礼品相互馈赠。然而孔子已经认识到邪魅附体的事情比较荒诞，而以毒攻邪的治疗方法危险太大，断不可盲目使用，只是出于礼貌，接受了馈赠，但是同时也很客气地告诉他：

“xx，不敢尝”。

本篇作者所谓“毋使被毒药”，其实和孔子是同样的意思，明确表达出对以毒攻邪的反感和否定。盖编篡《内经》的目的，就在于给大众提供一种疗效可靠且没有明显毒副作用的新式治病方法，那正是针刺的方法。

因此，这第二句话就是对《内经》创作目的和学术宗旨的明确宣示，即： “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

这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凡人体一切疾病，若挨个具体分析，实际上都是患者自身的经脉不通、血气不调所致，这才是真正的致病原理，而鬼魅附体之事其实并不存在。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没有必要用毒药来以毒攻邪了。正是因为对病理机制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飞跃，所以也就完全可以换一种方法，用“微针”来治疗各种疾病，而无须冒着生命危险用毒药攻疾。毫无疑问，《内经》的全部篇章，都是围绕着针刺治病这个学术宗旨，那么这句话显而易见的言外之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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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针与毒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一根小小的金属针，既能通经脉、调血气，解除各种病痛，更重要的是，还不至于伴随着很大的毒副作用。

此所谓“微针”，乃相对于“砭石”而言，在这里则是对金属针具的一个特称。

很显然，“微针”是《内经》作者自创的一个带有明显褒义的名词，因此这个“微”的意思应该是“精致”，而不会是后人所理解的“微小”。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砭石”，又称“砭针”，其实就是一些带有尖刃形状、可以用以刺切的石头工具，也就是所谓的石刀、石针。不难想象，在古人的生存环境中，石头漫山遍野，俯拾皆是，即使奇形怪状的石头也相对容易获取，然而其色泽黯淡、形质粗笨，相比之下，金属则必须由石头精炼提纯才能获取，而金属针具色泽光亮、质地坚韧，其锋利尖锐程度较之石针，乃有天壤之别。故特称金属针具为“微针”，是形容这种针的材质非常精致优良，而其性能亦特别优异的意思。作者在后文又有“刺之微，在速迟”一说，这个“微”，也是褒义词，应该理解为针刺技术“精湛优异”之表现，而不可理解为“微小的细节”。

所谓“砭石”，那本是上古先民限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使用的医疗器具。由于砭石取自天然石料，其形状也粗钝，充其量用于刺切肌肤表面的脓疡等简单外科疾病，对于复杂的内科疾病，则只能束手无奈。及至中古时期，人们陆续发明了金属冶炼、锻造技术以及各种金属工具，其中金属针具的坚硬锐利足以顺利地刺入肌肤之内，能够起到“通经脉，调血气”的作用，进而调理和改善内部脏腑的生理功能，于是才可以向复杂的内科疾病发起挑战，故“微针”比“砭石”明显地进了一大步，在当时就属于医疗技术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另外，由“余欲毋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也不难看出，《内经》作者所处的时代，不但毒药攻邪依然流行，连原始的砭石尚没有完全淘汰，而正式用于医疗的金属针具则刚刚诞生，还没有推广普及开来，所以那正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时期。

作者之所以把“九针”列为皇皇开篇的标题，显然是为了刻意强调金属针具的发明和应用对于医学领域的科技进步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古人一旦创造出金属针具并应用于疾病的治疗，随之而来的便是客观上迫切需要创立一套关于针刺治病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疾病以及正确地使用这些金属针具，另一方面也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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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宣传针刺疗法的优越性，以推广普及这个新生事物。显然，这正是《黄帝内经》要承担的任务。

为了澄清某些模糊认识，以便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有必要对《黄帝内经》的主题思想和创作背景先做一个梗概说明。

首先要明确的是，《黄帝内经》作为华夏民族医学之发端，集古代医学知识之大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医学专著，它分为《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它的创作必然是一项非常浩大的系统工程，而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编撰完成。当然，对此一点，后世医家基本上也都能够认同。

然而，又有许多后世医家据此认为《黄帝内经》绝非一时之作，而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朝代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从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总之是由不同年代的许多人陆陆续续不断增益补充而成。似乎是生活在不同朝代的人竟然可以在无意识之中共同从事一项系统工程，并且刚好拼凑出一部完整的大型医学著作，这就有点虚妄了。其实只要粗粗浏览一遍，就不难看出，《素问》与《灵枢》的内容存在着非常严密的对应关系，即：

在一个统一的方法论框架之内，《素问》侧重于对生理规律的解释，《灵枢》侧重于对各类疾病的治疗。这就类似于一套服装，有上衣，有下裳，有外氅，有内衬，搭配得非常精当。那么，很显然，《黄帝内经》的写作和编纂其实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就如同一身套装必然出自于同一个裁缝的设计和制作一样。也就是说，必须是在一个总编辑的统一策划和领导之下，这两部论著才可能既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同时又默契配合，宛若天衣无缝。另外，这两部著作在文体上都是采用黄帝君臣的问答形式，在体裁上又都是各自分为九卷八十一篇，这种形式和体裁上的整齐划一，也能够充分证明，如果在整部书的写作编篡过程中，没有一个事先的筹划设计，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结论应该是：

《素问》和《灵枢》既然是姊妹篇，那就离不开一个总编辑，而总编辑的存在，就意味着《内经》这部书从筹划设计到组织写作再到编辑完成，充其量是一代人（二十年之内）的事情，而无须耗用数百上千年的漫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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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其具体内容来看，《素问》的重点在于归纳总结，主要讲述一般性概括性的理论，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规律，似乎是《黄帝内经》的基础与核心；《灵枢》的重点则在于临床实用，主要讲述经脉腧穴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各种病症的临床表现和对症治疗，似乎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运作。但是，据常理推测，《灵枢》的创作应该先于《素问》。这是因为，最初的理论只能晚于实践，而不可能早于实践，尤其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更不可能先验地产生。也就是说，必须是先有了大量的医疗实践，并从中摸索出一系列成功的经验，才可能被提炼为系统的医学理论。因此，实际上，《素问》是对《灵枢》的成功经验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归纳，故只能以《灵枢》为基础。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灵枢》才是《黄帝内经》的灵魂和中枢，其所以名为“灵枢”者，大概应该是这个缘故。

另外，《素问》之“素”其实没有什么明显而确切的意义，含含糊糊，不大符合《内经》作者的果敢风格，所以我以为这应该是“索”字之形误，则今之所谓《素问》者，当初很可能是《索问》。盖“索”的本义是线索，即一团线绳的头绪，所以又有求索、探询、刨根问底等诸种引申含义，故“索”与“问”有明确的逻辑关联，合起来就是为求索真理而孜孜询问的意思。则“索问”即相当于由结果探询其原因，由知其然探索其所以然，这才能够体现出古代医家先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最后再创立系统理论的实际过程。所以，若以“素”字强解《素问》，我恐怕终究不合古人的初衷。不过，《素问》之名既已流传日久，约定俗成，恐怕也很难改易为《索问》了。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黄帝内经》其实只是针刺治病的学术专著，而非方脉学著作。《素问》概括的所有医学理论都只是关于针刺治病的理论，《灵枢》摸索的所有临床经验都只是关于针刺治病的经验，所有这些都与后世发明的中草药治疗学毫不相干。实际上，我们也已经看到，《灵枢》在开篇即表明了态度：

“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 这就是说，当初一日，编撰《黄帝内经》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倡导和推广金属针具的使用，正是针刺治病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才促使了针刺理论的诞生。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内经》以后的医学家们，凡是专业的针医（譬如皇甫谧），都必须认真学习《素问》的理论，必须严格遵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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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制订的经脉、腧穴、诊断、治疗等等各种具体的操作要领，否则就寸步难行。而如果单纯地开展药物治病的方脉医（譬如张仲景），或者单纯地开展中草药的实验与研究（譬如李时珍），那就完全可以撇开《内经》，不受《内经》的约束，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可以另僻蹊径。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黄帝内经》肯定与黄帝无关。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商王朝后半期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遗物，时在公元前1339年—前1066年之间)为对照标准，就足以认定这一点。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应该比商王朝下限至少要早两千年，那时即便有文字，也肯定比甲骨文更为原始，而语句亦肯定比甲骨卜辞更为简单，然而那就绝对不会是今天所见到的有大量复杂排比句和丰富感情色彩的《内经》了。另外，其实黄帝时期肯定还没有发明书写工具（殷商晚期的王室还在甲骨上刻字呢），当然也就无法记录大段的语言，则即便历史上确有黄帝其人，当时也不可能有任何书籍典册传世，所以《黄帝内经》必然是后人托名所作，可无疑问。

然而著书立说之所以托名“黄帝”，而非另外的上古神圣帝王，比如盘古、女娲、有巢、神农、尧舜、禹汤等等，又必然与“黄帝”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受到特别的推崇和敬奉有关。那就无须繁琐地考证，《黄帝内经》的写作只能是西汉早期的事情。

原始人虽信奉万物有灵，但最崇拜的还是上天，他们普遍认为上天有人格有意志并且无所不能，更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所以尊上天为“帝神”，也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神。

甲骨卜辞即有“帝令其风”、“帝令其雨”的记录，意思是一切自然现象都在“帝”的掌控之中。 《尚书·伊训》：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诗经·xx》：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上述这些“帝”，都是指神化了的上天，故亦称“天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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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道家学者也承认上帝，只不过在他们看来，与“道”相比，上帝还算不上最伟大。如《老子·四章》：

“道……吾不知孰子，象帝之先。”乃是说“道”这种东西没有起源，它的存在应该比“帝”还要更早一些，可想而知“道”是多么的伟大和悠远。

战国后期又发明出青赤黄白黑“五帝”一说，乃是把上帝一分为五。其实是地理方位概念较之上古时代更为明确，故想象应该有五位天帝，各自主宰下界的东南西北中五方，还可以轮流主宰整个天下，而黄帝即乃五方居中的天帝。

总之，作为凡夫的世人，哪怕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最多也只能居于“天子”之位，即天帝的儿子。也就是说，统治者必须攀援上天帝这门亲戚，把天帝当作自己的直系祖先，才能表明自己的统治权受命于天，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礼记·王制》：

“天子将出，类乎上帝。”

然而按照同样盛行于战国末期的五行轮回说，周朝为火运，乃南方赤帝所主宰，秦朝为水运，乃北方黑帝所主宰，由于水能克火，故秦能代周。及至后来秦朝又为汉朝所灭，则理论上就必须认为汉朝应该属土运当旺，因此其色尚黄，其数尚五，其位居中，故汉朝的统治者也就想当然地认定“黄帝”为自己的昊天上帝。

因此，这个“黄帝”其实是指汉朝皇族的帝神，那是西汉皇朝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而刻意编造的祖先，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司马迁作《史记》，首先编造一个“黄帝”世系，作为华夏历史的开端，那完全是出于一个政府官员对皇朝的认同和维护。

更为主要的是，西汉政权建立的时候，刚刚经过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国家满目创痍，民不聊生，因此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而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必须抑制统治阶级的掠夺本性，必须实施与民无争的策略，必须尽可能地减少各级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这就与老庄道家的恬淡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正好合拍，因此，道家学派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西汉早期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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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青睐和提倡。而当时的道家学者为了迎合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心理，遂在老子之上又供奉一个黄帝，而改称为“黄老道”。这样一来，黄帝就不仅是朝廷血缘上的祖先，同时还是道家学派的开山祖师，于是这个学派就与西汉皇朝拉上了同宗同脉的近亲关系。这种明显属于套近乎的小把戏，居然被西汉朝廷当真了，于是就有了后人所谓的“黄老学派”。所以，在西汉早期，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打着“黄帝”旗号，其实是宣扬道家思想的学术著作。这种情况，在西汉以前是不曾有过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黄老道不但失去了政治庇护，还遭到无情打压，也就迅速地销声匿迹了。由此看来，《黄帝内经》的具体写作年代，应该是在文景之朝，不会晚于武帝初年。实际上，现在回头一望，文景时期那三十多年，由于实行无为政治，鼓励了民间的自由发展，正是华夏历史上很短暂很难得的一段开明时期，而这正是学者潜心学术、繁荣文化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以总结出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无论干什么，总要先认清相关事实，而时间与空间的确认，就是最起码的事实。毫无疑问，任何知识都只能来源于对事实的了解，那么如果连时间顺序和空间方位都弄不清楚，还想探讨深奥的学问，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的时空观念发生了错位，那将会怎样。

所谓“营其逆顺，出入之会”，是说针刺治病的生理学依据，留待后文的“往者为逆，来者为顺”再说。

原文：

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 说解：

这段话是总编辑为《灵枢》这部著作制定的创作原则。这几个“令”、“必”都是使令之意，明显带有领导下指示的口吻。翻成白话，其大致意思是：

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把针刺治病的方法和原理明明白白阐释清楚，既要精辟深邃，还要通俗易懂，为后世医家所遵循，而无愧于医学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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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不难想象，在砭石还没有完全淘汰，金属针具刚刚发明不久的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文化、科技相对落后，象《黄帝内经》这样的鸿篇巨著，单凭个人的力量肯定是无法完成的，则其编撰必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团队协同行为。例如《灵枢》中具名的就有黄帝、岐伯、伯高、少师、少俞、雷公，说明编撰过程至少有六位针医参与其中，再加上一些没有具名的篇目，则实际上该创作团队必然不止六人。那么，除了背后必须有相应的财力支撑以外，还必须得有一个类似总编辑的学术权威，有足够的声望和资格，既能够提出为众人折服的学术宗旨和创作思路，又能召集到诸多的名医，分工协作，才有可能。

原文：

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说解：

“异”，拆分；“章”，章节；“别”，分别；“表里”，本意为表象与内涵，在此代指理论与实践。

“异其章，别其表里”，是说《内经》这部著作要分别为实践部分（即后来的《灵枢》）和理论部分（即后来的《素问》），这两部分要互为表里，紧密联系，而每一部分又须细分为若干章节。“为之终始”，是说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虽然各有侧重，但是也要自成体系，结构相对完整。“终始”即篇幅完整的意思，具体是指各自的篇幅都是九九八十一篇。

“令各有形”，是说书中每提出一个学说、观点或概念，都不可凭空臆造，必须有客观依据，务必脚踏实地，言之凿凿，杜绝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空谈。“形”在这里是有形可征，即客观真实的意思。

“先立针经”，是说当初一日，《灵枢》这部著作原本就是被总编辑当作“针经”来编撰的，也就是专门论述针刺治病的一部经典（所以《灵枢》又有《针经》的别名）。同时，既然“先立针经”完全等同于“先立灵枢”，所以这里还明确表示出《灵枢》的创作肯定要早于《素问》的意思。这个“先”字就说明本篇作者（我以为他就是《内经》的总编辑）还有后续安排，也就是在组织编撰《灵枢》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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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已经开始着手《素问》的总体构思和材料搜集了。

原文： 歧xx答曰：

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 说解：

这句话是讲《灵枢》的篇次安排以及篇目顺序先后所蕴涵的意义。

“推而次之”是按照主次轻重分别先后次序的意思。“令有纲纪”是依照一定的法则使之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决定各篇文章顺序先后的法理依据。

“始于一，终于九”是既完整又系统的意思。盖出自于古人的自然崇拜与数字崇拜，例如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就把自然界以数字的形式概括为一个既完整又有序的系统。在古人，大自然的次序和数字的排列存在对应关系，故数字序列可以视为自然法则的完美体现，因此也是世俗法律的原始依据。古人最初就是按照自然法来规范人世间的秩序和等级，所以自然法也被用来作为编排学术著作篇目顺序的纲纪。

就这部《针经》的写字而言，因为需要涉及的领域非常庞杂，以致内容浩繁，故按总编辑的规划，是要把整部书分门别类，划分为九卷，每卷再分为九篇，意思是完全遵循自然法则，使之条理分明，秩序井然。

然而既然是多位作者协同编撰，又要分为九卷八十一篇，那就必须有顺序先后和层次高低的差别。因此，总编辑的意思是，为避免无谓的争竞，从第一卷到第九卷的卷别和篇次排列，只能以自然法为纲纪。然而这个纲纪的实质，其实就是根据各个作者学术水平的高低和文章内容的重要程度，分成九个档次，并依此作为排序的标准。这就是“推而次之，令有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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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xx：

“万物得一以生”，则道家心目中的的“一”，即有核心、基础、根本的涵义。如是，则本书的第一卷就相当于大自然的天，其理论水平最高，内容也最为重要，具有提纲挈领开宗明义的性质，是为整部著作的主干，而第二卷以下则属于别类旁支，渐为次要，至第九卷就是枝叶末流，无足轻重了。那么，很显然，《九针十二原》既被编排在第一卷第一篇，那其实就是《内经》的最高纲领，相当于全书的灵魂和中枢，因此也是进入《内经》这个理论殿堂的唯一门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内经》的全部奥秘，其实就集中于《九针十二原》这一篇文字，一旦领悟了本篇，就等于掌握了解读《内经》的钥匙，全部的疑难和困惑自可迎刃而解。

很显然，如果把《内经》当作不同朝代的人们陆陆续续增益补充而成，则卷别和篇目顺序也就只是偶然的巧合了，那就无法理解原作者“始于一终于九”的排列意义，也就把握不住《内经》的真正要点，则即使皓首穷经，也茫无头绪，很难入门，更不用说登堂入室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从开篇至此的这一小段其实并不算正文，而只是个帽子，大体上介绍了一下本书的社会背景、创作动机、学术宗旨，以及篇次排列的意义，就相当于《灵枢》（《针经》）这部巨著的序言。按照惯例，著作的序言总是在全部正文写作完成以后，待编辑成书时才最后加上去的。我们看《小针解第三》本来是为《九针十二原第一》所作的逐字逐句的解说，然而却对开篇这一段只字未提，而是从后面的“小针之要”句开始解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小针解》的作者当初拿到的只是一篇原稿，未经编辑润色，因此还没有这一段序言。另外，由《小针解》三字还可以推断，当初这篇文字的标题其实是《小针》，而非“九针十二原”。盖古人为文惯例，往往以文章开头的两个字为标题，就如同《论语》中尝以“学而”、“为政”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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