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现代传媒冲击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

第２６卷第４期２００５年８月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ｏＩ瓜ＮＡＬ０ＦＷＥＮ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Ｉ，ＣＯＬＬＥＧＥＶｂｌ．２６Ｎｏ．４Ａｕｇ．２００５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现代传媒冲击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张邦卫（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２７）摘要：现代传媒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其影响力几乎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文学与诗学事实上的传播学转向，使“主体论文艺学”渐次式微，也使“诗学重构”必然成为媒介时代的诗学策略。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泛文学时代”的来临，现代传媒的操纵作用愈益彰显，文学的媒介性也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工具论文艺学”必然会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走向媒介诗学”，是当代诗学突围困境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与拓展。关键词：现代传媒；文化传播；文学；诗学重构；媒介诗学；媒介性中图分类号：ＩＯ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３７５（２００５）０４—０００９—０７在全球化与商业化语境中，媒介文化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影响了当代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毕竟，在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语言和交流最典型的载体便是现代传播媒介，即被称为“文化与传播产业”的报纸、杂志、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音像、计算机与网络等行业。毫不奇怪，谁拥有、操作和控制这些传播手段，以及它们传播是怎样类型的信息，正在日益成为一自己的规则和范式。现代传播媒介还是一个潜在的“破坏分子”，有时甚至是一个显在的颠覆者，它在解构传统的文学法则与文学秩序的同时必然会建构媒介时代的文学法则与文学秩序，它在颠覆传统的文学场的同时也必然会营构媒介时代的文学场。这样，“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便成了媒介社会一个亟需正视的课题。任何忽视文学的媒介性的举措，都只能是媒介社会一厢情愿的精神自慰；任何忽略诗学的媒介文化转向的诗学主张，都只能是媒介社会固步自封的理论孤闭。众所周知，西方２０世纪以来的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始终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条发展线索。从２０世纪初期形式主义美学的兴起开始，不断地涌现了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等科学主义思潮，这些思潮侧重于对文学艺术进行内在地、形式的与审美特性的探讨。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开始了“文化的转向”，表现出对当前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经济、性别、新老殖民主义的浓厚兴趣。从历时的角度来个‘超级文化问题”。假如我们撇开具体媒介之间的差异不谈的话，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和文化共同体的现代传播媒介，在生成“媒介场”的同时也对当代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渗透与冲击。现代传播媒介的影响力正日益扩大，几乎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领域也不例外。事实上，在文学领域，现代传播媒介是一个“活跃分子”，几乎参与和影响到了所有的文学场景和文学活动。正如同电视转播已经影响到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使之不得不更改竞赛规则一样，为适应媒体的变化和需要，文学和诗学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改变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３—０３项目成果：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媒介诗学导论》（０４０７０２０）和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传媒诗学——揭开现代传媒与媒介文化的面纱》（０３Ｃ０５４）的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张邦卫（１９６８一），男，侗族，湖南芷江人，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９・万方数据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２６卷看，中国的文艺学从１９７８年以来也经历了“从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过程，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正试图突破审美的“内部研究”并进而探索历史、文化等外部视角与外部因素。文化论转向、生态学转向与传播学转向正是在美学从“实践美学”转向“后实践美学”、文学艺术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的进程中诞生的。正是由于诗学在事实上的语言论转向、文化论转向、生态学转向与传播学转向的渐次递嬗与演变，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的“主体论文艺学”的式微，在文学社会学的强力裹挟，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大力支撑下，“工具论文艺学”必然会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和强势的话语权。所以，“走向媒介诗学’，也许是当代诗学突围困境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与拓展。一、召唤与开放：诗学重构的内在张力与可能性从理论上说，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学科，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与诗学。学科以及学科的规范都是文化的复杂建构物，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而且学科边界的移动实际上也是当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普遍现象。正是如此，华勒斯坦等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极力主张“开放社会科学”，认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以现实中的问题为核心而不是以既有学科规范为准绳，这样，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比如出现了历史学的社会学化（社会学型史学）、社会学的历史学化（历史型社会学）等交叉学科。政治家、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学科的重合与交叉产生的结果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无论依据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要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出，“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１０・万　方数据毕竟“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事实证明：所有的学科门类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定自己的边界、论述自己的学科合法性，而是要反复地重新论证，这是因为所有的学科边界和合法性诉求都有历史的特殊性，只有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系统中，才有可能认识它们。这样，我们就应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寻找特定文学观念与文学学科规范的产生原因。这主要是受到福柯等思想家的影响，相当多的西方学者把对学科的反思推进到“权力分析”的层次。他们认为，学科（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这个词有学科、学术领域、纪律、规训、戒律等多种含义，并以此出发，提示了知识和权力的复杂关联。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不只是大学或其他学术机构内部的事务，不只是知识本身的事务，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形式，具有深刻的利益牵连。正如沙姆韦与梅瑟・达维多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中所说的，知识的“分门划界是有多种目的。当建立界限保护某学科时，边办就标志着所有者的领土，外人不得擅入，以便跟其他学科划清界限”，“当边界是用来指导学科规训的执业者时，分门划界就决定要包括哪些方法和理论，哪些要排除，哪些可以引进。”［２］伸２２’分门划界之后的学科规范的“权力表现”与“权力实施”主要是靠掌控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自己所炮制的统一化模式，来取代研究对象的多样存在。这样，如果要想打破这种统一化模式，就必须重新建构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是学科改造的最起码的前提，毕竟，从理论上说，研究对象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固守文学与诗学的现有边界，固执文学与诗发展不负责任，毕竟任何形式的固步自封都是退学的现有规范，固定文学与诗学的现有对象，表面上似乎是维护所谓的“文学性”和捍卫文学与诗学的纯洁性，而实质上是对文学与诗学的未来化与没落的症状。陶东风在《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一文中指出：“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该具有积极而开放的胸怀，一种积极突破、扩展疆域的心态。我们可以从中外文学理论的历史中发现一个基本规律：文学理论的飞跃式发展常常发生在边界被打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积极‘侵入’的时候，这些开创性的大师恰好常常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ｆＩ］‘Ｐ５０’并且进一步指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门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新创一些带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如传播学、行政学和行为科学。，，［・］（Ｐ５０）所以，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华勒斯坦等积极呼吁“重建社会科学”，第４期张邦卫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是文学研究的‘外人’。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３］（Ｐ６３）陶东风的结论是基于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的全面梳理与深刻认识。他认为，传统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这个事实恐怕很难否定。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与商品化、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等，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文艺学应该正视现实，紧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作为文艺学研究范型和学科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Ｗｂｌｆｇａｎｇ万　方数据蜚声学界，同样，也以倡导“重构美学”而备受学界敬仰。在《重构美学》一书中，沃尔夫冈・韦尔施批判性地思考了当代全球的审美化现象，阐释了美学和伦理学、哲学的关系，特别是阐释了现代建筑和艺术中的审美问题。还探讨了美学的新问题、新建构和新使命。他认为，当今审美过于泛滥，过度追求时尚，美学必须重构，美学必然超越艺术和哲学问题，必须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美学也必须关注当今科技的发展，重视听觉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巨大变化。所以，沃尔夫冈・韦尔施主张建立“超越美学的美学”或者说作“超学科的设计”，“建议扩展美学使之波及美学之外的问题，由此来重构美学”，他说：“美学在它的历史上已经经历了重要的范式转变。当然，这些转变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但有理由说，它们哪一天都有可能发生。对于未来一代人来说，超越美学的美学的跨学科结构，很可能是不证自明的。在美学学科之外，这情势似乎已经在发生了。”［４］（Ｐ１３８）二、响应与迁移：诗学重构的外在推力与必要性“文学是人学’’，而人又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这样，文学与文化更有了千丝万缕的槲生、寄生与共生关系。事实上，文学本来就是最生动的文化形态。也正是如此，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又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媒介文化’，便成了现代文化语境与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诗学重构”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动力因”。从历时看，文化传播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周宪、许钧曾把电子媒介所导致的一系列“新现象”归结为四点：首先，电子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１】’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边界之合法性依据的“文艺自主性观念”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把自律性的观念定为唯一符合文学“本质＂的观念，把以此观念为基础的“内在研究”、“审美研究”方法定为唯一合法的方法，那么，我们恐怕就很难解释许多新兴的文艺与审美现象（比如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文艺与市场的关系等），不能把新出现的、复合型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审美活动的承载方式纳入研究视野。“无论是诉诸历史还是现实，西方还是中国，我们都不难发现文学研究的角度、范式、旨趣从来是多种多样的。自主自律的文学研究只是一个历史并不太久的社会文化建构而已，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一定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正宗。”所以，陶东风认为，“其实，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变化的，它不是～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定义以及文艺学的学科边界。，，［３］（Ｐ６１－－６２）ｗｅｌｓｃｈ）曾以不遗余力地鼓吹“后现代主义”而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２６卷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正是基于以上种种文化传播的事实，许多研究者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标举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即“媒介文化”或“媒介化的文化”。周宪、许钧认为，“媒介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５】（Ｐ２～３）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许多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述中得到佐证。加拿大的社会学家克楼克与库克曾这样描述电视：“凡　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由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６］（Ｐ１１６）霍克海姆认为：“收音机和电影决不亚于飞机和枪炮的作用。”［７］㈣ｔ’马尔库塞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他们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训练。”［ｓ］（Ｐ明’尼克・史蒂文森也反复向学术界提示着“麦克卢汉的问题誓“传播媒介的发展在当代社会里已怎样重塑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９］（Ｐ１２７）迈克・费瑟斯通更是断言“在关于后现代感受问题的种种讨论中，媒体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这使我们想起鲍德里亚关于仿真世界的例子，‘电视就是世界’）。，，［加］（Ｐ７’大众文化是一种为技术而生的文化，也是一种因技术而生的文化。对此，许多学者有精确的论述。尼克・史蒂文森说：“传播技术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扩展到与其他人类的能激起美感的全球性融合之中。这使时间（过去和现在）与空间（远处和近处）之间的区别变得多余。’，［９］ｃ附・）大众文化所对应的正是传播技术所“激起”的现代“美感”。多米尼克・斯・１２・万　方数据特里纳蒂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看来正日益受到由现代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文化的影响。，，［１－】（Ｐ・’斯诺则指出：“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挖］ｃＰ４）因此，切特罗姆认为：“文化与传播的范畴不可避免地会重合。现代传播已成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观念和现实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ｎ］（Ｐｚ’所以，诚如戴安娜・克兰所设想的一样，要从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的角度去对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加以必要的研究，他说，研究文化产品的社会科学方法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发展一些利用媒体的特点解释媒体文学传播的文化产品性质的理论。媒介作为载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对文学的影响都具有根本性意义，它决定了文学存在的基本物化形态、文本形式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活动。正是由于文学与技术电子媒介与网络媒介）时，它对文化与文学的作在《重构美学》一书中，沃尔夫冈・韦尔施媒介的关系非常紧密，王一川认为：“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１４］（Ｐ¨・）值得一提的是，当媒介本身发展到现代传播媒介阶段（包括机械印刷媒介、用就非比寻常了。王一川曾特别强调大众媒介对审美现代性生成的作用，他说：“大众媒介不只是审美现代性的外在物质传输渠道，而就是它本身的重要构成维度之１它不仅具体地实现审美现代性信息的物质传输，而且给予审美现代性的意义及其修辞效果以微妙而又重要的影响。”［１５］（ｎ２５）同样，南帆也认为，现代传播媒介的横空崛起，“一系列电子产品的意义突破了技术范畴而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运作”，从而使“现代传播媒介除了具有强大的启蒙意义外，又形成了下隐蔽的文化权力中心。”ｒ１６］㈣１）曾把“扩展美学”的理由归结为两点：一是当代的“对现实的时尚化”，二是当代的“对现实的理解”。在“对现实的理解”中，沃尔夫冈・韦尔施是又是从三个方面理解的．其一是“现实的非现实化”。他认为，“现实的非现实化”是鉴于今日现实主要是由传媒传达的，它深深为这一类媒介所影响。现实的重力正趋于丧失，其强制性变成了游戏性，它经历着持续的失重过程。所以，对第４期张邦卫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当代美学理论来说，对“传媒美学”进行思考，是势在必然的。其二是“感知的重构”他认为，传媒主宰一切的一个后果，就是“视觉为先原则＂到电视时代更是达到了它的顶点，所以，“感知的重构”实际上就是对视觉经验的重构。并且认为，美学应该使“感知”的视觉化这一新情势，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模式的转变，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其三是“非电子经验的再确认”。尽管“传媒经验”已成为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经验形式，但我们还应该对非电子现实及体验方式进行新的评价，强调那些无法被传媒经验模仿和替代的特征。他说，一边是传媒化倾向的漫延，一边是非电子经验的重新确认，我们的“感知”具有了双重性。它既追逐传媒的魔力，也追逐非传媒化的目标，这一“二元论”没什么错。相反，有趣例子显示我们怎样广为转向，深入到当代生活之中的多元性。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正是在高度重视传媒、传媒的强制性与游戏性，重视以电子经验为主的传媒经验，重丰见‘‘视觉为先”的传媒感知，重视“传媒美学”的思考，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便水到渠成了。　所以，文化传播及其媒介的地位、重要性、影响力的升降变迁，对文化与文学及其创造者都会产生震荡，它提示我们要尽快掌握各种媒介的特点，熟悉文学的新变化，使文学观念、文学手段与传播媒介保持同步互动。在文化传播及其媒介的牵引下，在“美学重构”的召唤下，“诗学重构”的必要性便显得尤为迫切了。三、跃如与冲动：新媒介、新文学与新诗学由于技术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面临空前的挑战，诸如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影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对文学的冲击，媒介诱导下的大众审美趣味的平庸化等等，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文学的式微不仅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世界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商品化和影视、网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尽管如此，影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以及商品化所带来的挑战，实际上也是文学生存的机遇，多种媒介手段的出现恰恰为文学在新的条件下扩大自己的阵营提供了条件。万　方数据事实上，随着报纸、杂志、出版物与电影、电视、互联网络和其他新媒介（如手机短信）的流行，文学受到影响，文学也在改变自己，以适应新媒介掌控下的新语境。从一定角度说，新媒介必然蕴含着新文学的生成。海德格尔认为，面对当代工具理性的泛滥必将有一种新的美学和文艺学形态应运而生。他说：“一旦我们始终去沉思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猜度，即：在那种促逼的暴力中，亦即在现代技术无条件的本质统治地位中，可能有一种嵌合的指定者（ＶｅｒｆｕｇｅｎｄｅｅｉｎｅｒＦｕｇｅ）起着支配作用，而从这种嵌合而来，而且通过这种嵌合，整个无限关系就适合于它的四重之物。”存在就是合理的，作为工具理性的代表之一的媒介的客观性存在，就必然使富于“动态性”与“过程性”的文学与诗学相应地建构当代的新形态，这是勿庸置疑的。在当下的媒介时代，由于“媒介”的强力意志，现代传媒对文学的引领与掌控日益突显，对文学的未来与未来的文学进行变通性思考时，不可避免地依循以下的逻辑范式：商品社会的文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消费时代的文学，网络时代的文学，视觉时代的文学……否认现代传媒这个先在性的前提与基础的文学研究，只能是“闭门造车”与“掩耳盗铃”式滑稽闹剧，是“一厢情愿”式的精神孤闭。文学的“桃花源”或乌托邦式的文学，早已随着科技与物质文明的冲击变得不可实现或成为形而下的“文化生产”。所以，曾繁仁认为：“社会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当代社会对文艺学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艺学学科应主动适应这种需要与变化，而不是不闻不问，更不是去抵制，当然也抵制不了。，，【ｌ，１（Ｐｔｓ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反映论，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列宁说：“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地的。”【１８】㈣’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直接／间接、正面／侧面／反面、纪实／写实／虚构式的反映。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１９］‘嗽ｚ’别林斯基说：“艺术是现・１３・温少Ｉ，Ｉｆ）ｉｌｉ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２６卷实的复制；从而，艺术的任务不是修改，不是美化生活，而是显示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２０］印１０６’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２１］㈣∞正是如此，任何文学作品与文学创作者，只有首先摹仿与反映、依附与屈服现实生活，然后才可能有超越的自如，否则一切都是枉然。随着社会语境的整体转型，进入一个由媒介启蒙与操纵的媒介社会，媒介的影响无处不在。换言之，“不是我们走向媒介，而是媒介走向我们”。文学的超脱与自由，本来就是有条件的超脱与自由；文学要想挣脱媒介的影响，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文学的变通、改观与重塑，已成为媒介时代的必然选择，比如阅读趣味的改变，阅读方式的改变，写作目的与写作方式的改变，传播方式、消费渠道的改变……所有这些，文学为了拓展媒介时代的生存特别是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必然主动地修改原有的文学内涵与文学形态，这本身就是文学的张力　所在。从理论上说，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化，并非泛泛的“观念”的转化，观念的转化依附于具体的物质：从书写工具到传播媒介。换言之，新的媒介塑造了新的文学。从来就没有超越社会与时代的文学，从来就没有超越媒介的文学。只要文学还需要媒介来承载与传播，只要文学还有媒介维度与媒介构成，那么，文学的“媒介性”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诗学问题。所以，新媒介，新文学，新诗学，这本身就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而非牵强附会。社会文化的转型，特别是以“媒介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的勃兴与繁荣，从而使文学的生存、现状与形态都不可避免地笼罩着媒介的阴影，并为媒介所支配和控制。从一定角度上讲，媒介文化是一种技术文化，带有科学主义的痕迹：媒介文化又是一种物质文化，带有物质主义的烙印。媒介时代必然创造出属于媒介时代的文学——“媒介文学”。但在媒介时代，文学观念、文学法则、文学形态等的改观，并不意味着“文学性”、“诗意”的失落与阙如，文学永远是人类精神的“诗意的栖居地”，我们所要修订的也许是那些没有适应媒介时代文学事实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法则，从而建构媒介时代的文学场域，这才・１４・万　方数据是最重要的，毕竟媒介时代将会产生出新的诗意表达途径。现有的习惯，包括文学习惯，将会打破。因为这些习惯设置了严明的界限，常常阻碍了我们对界限之外的鲜活的事物（如动态的文学现象、动态的诗学探索等）的认识，然而，界限以外的、不合现在法则的暧昧存在、隐性书写与民间写作，往往指示着未来的方向，指示着一种新的法则的萌芽。总之，由于现代传播媒介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的强势生存与运作，一种新文学关系出现了，即“作家——传播者——受众”，以及与之对应耦合的“文本生产——媒介传播——文本消费”，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了一个中介层，即现代传播媒介。在这种结构中，三者之间存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动态协调整合过程，文学关系的三方主方地位得到充分尊重，文学的生成机制、生存状态、影响方式、运行规则等都在这一框架内得以实现，媒介时代的“文学场”也得以重构。所以，“走向媒介诗学”是现代传媒冲击下文学何往与何为的一种革命性选择。“媒介诗学’，将极力窥测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学的世界、作品、作家、读者、文本的互动关系，并且在那种限制与被限制、压力与张力、焦虑与平和、浮躁与沉稳、影响与接受、促进与洗礼等等的双向流程中来透视“文学场”中种种不同的规律与趋势。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文学面临来自媒介文化的全方位冲击，文学如何自觉地在承受冲击与炼狱后进行白适性的调整，文学如何凭借新的电子媒介来提升文学本身的数字化生存，文学如何应对媒介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学精神的全球化、异质与同质的复调性与变奏性，文学批评的传媒化，以及在大众传播媒介诱导下的文学的物质性、商品化、消费性、娱乐化与经济化等，并最终对参考文献．［ｉ］［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２］［英］沙姆韦，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Ａ］．学科・知识・权力［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ｉ９９９．［３］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Ｊ］．“文学的未来”与“未来的文学”进行前瞻性展望。第４期张邦卫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文学评论，２００４，（６）．术［Ｍ］．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４］［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Ｍ］．上海：上［１３］［美］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Ｍ］．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１．［５］周宪，许钧．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Ａ］．马克・波［１４］王－）ｌＩ．文学理论［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Ｃ］．２００３．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１５］王－－）ｌ』．大众媒介与审美现代性的生成［Ｊ］．学［６］［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Ｍ］．上海：上海人民术论坛，２００４（２）．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６］南帆．启蒙与操纵［Ｊ］．文学评论，２００Ｉ（１）．［７］［德］霍克海姆．批判理论［Ｍ］．重庆：重庆出版［１７］曾繁仁．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学学科建设［Ｊ］．社，１９８９．文学评论，２００４（２）．［８］［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Ｍ］．上海：上海译文［１８］［苏］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Ａ］．列宁出版社，１９８７．选集（第２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９］［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Ｍ］．北京：［１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Ａ］．毛泽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东选集（第３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１０］［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Ｍ］．［２０］［俄］别林斯基．孟采里，歌德的批评家［Ａ］．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０．林期基论文学［Ｃ］．北京：新文艺出版社，１９５８．［１１］［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导论［Ｍ］．［２１］［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Ｍ］．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１２］［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　—珈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ｅｔｉｃ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ｒａｓｈｏｆＭｏｄｅｍＭｅｄｉａＺ｝ＩＡＮＧＢａｎｇ—ｗｅ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１００２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ｏｄｅｍｍｅｄｉａ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ａ”ｓｕｐ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ｈ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ｅｖｅｒｙｒｅａｌｍ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ａｃｔ．ｔｈｅｔｕｒｎ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ｏｅｔｉｃｓｈａｖｅｄｉｓｐｅｌｌｅ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ｏ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ｆｏｒｃｅｄ”ｐｏｅｔｉｃ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ａｐｏｅｔｉｃｓｔａｃｔｉｃｓｉｎｍｅｄｉａｅｒ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ｕｐ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ｐ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ｆｍｏｄｅｍｍｅｄｉａｉｓｖｅｒｙ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ｕ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ｆｆｉｒｍｅｄ，”ｔｏｏｌ—ｐｏｅｔｉｃｓ”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ｗｅｒ．”Ｇｏｉｎｇｔｏｍｅｄｉａ－ｐｏｅｔｉｃｓ”ｉｓａ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ｏｅｔｉｃｓｒｅｖｉｖａ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ｄｅｍｍｅｄ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ｏｅｔｉｃ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ｐｏｅｔｉｃｓ；ｍｅｄｉｕｍｉｔｙ・１５・万　方数据Ｉ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ｔ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