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解读——卡夫卡：《变形记》

内容梗概

一天早晨，某公司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非常着急，因为如果不能按时上班的话，就会被公司解雇。这时公司派秘书主任前来催促他上班，格里高尔挣扎着打开了房门，一看见他的样子，主任吓得连忙逃走了，母亲吓得当即晕倒在地，父亲则厌恶地发出嘘声，恶狠狠地把他赶回了房间。

起初，只有妹妹时常地来照顾他。格里高尔也逐渐地适应了虫子的生活，不过他仍然保留着人的心理特点和思维习惯，并且为家人的生活烦恼而感到不安和痛苦。

一天，妹妹和母亲商量着替他搬走一些房里的家具，让他有更大的空间活动身体，而格里高尔为了留下一张他喜欢的画像，就爬到墙上，紧紧地抱着那张画，母亲壮起胆子走进了他的房间，一眼瞥见墙上的大虫就昏了过去，父亲见了，气得不断地向他扔苹果，把他往房间里赶，其中一只击中了他的后背，深深地陷了进去，并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

随着时间的流逝，家人对他日渐厌恶。后来父母为了增加收入，将空出的几间房出租。一天晚上，妹妹在客厅里拉小提琴，优美的琴声吸引了格里高尔，他不由得想起从前的愿望通过努力地工作，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学习，格里高尔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客厅，他的出现吓坏了房客们，后者借机嚷着要退租。这时，妹妹终于表示无法再忍受这种情况，要求父母设法将眼前的怪物格里高尔弄走。于是，格里高尔终于清楚了自己的处境和家人对他的态度，一时间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要强烈，当天夜里，格里高尔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在空虚而安谧的沉思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二天早晨，家人冷静地接受了这一切，觉得从此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他们决定这一天暂不工作，去郊外旅游，以纪念新生活的开始。

研究综述

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很少，不为世人注意。《变形记》（1915）是他生前发表过的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起，卡夫卡开始受到西方评论界的重视，形成卡夫卡热。中国大陆对于卡夫卡的介绍相对较晚。《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首次介绍卡夫卡及其作品，最早被译成中文的是《变形记》（李文俊所译），以后这篇小说又有了张荣昌等译本。中国对这篇小说的研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并且从一般介绍逐步进入对这篇作品的多侧面的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变形的实质关于《变形记》的思想内涵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在论及作品的思想内涵时普遍认为，《变形记》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人类的生活状态和人与人的关系，其主题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感和人的异化；小说最早地运用表现主义手法表现了异化的悲剧，尖锐地接触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带本质性的问题。叶廷芳在《荒诞文学的始作俑者》一文中提出，卡夫卡通过使主人公变形，就使小说中人物的真实感情暴露无遗。面对一只不能用语言表达情感的虫，人们无须用任何虚假的态度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厌恶之感。甲虫使格里高尔从人的世界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与任何动物没有本质差别的非人。因而当格里高尔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后，家人对他厌恶之极，并且毫不掩饰这种情感，以至于竟将他的死，视作一种解脱，并有如释重负之感。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就被鲜明而强烈地揭示出来了。

袁可嘉等人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论及《变形记》时认为，它是20世纪西

方文学中一篇重要作品，因为它尖锐地触及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带本质性的问题，如异化现象、人的灾难感和孤独感。索绍武在《亦幻亦真好精彩》一文中指出，由于卡夫卡处于一种孤岛般的环境，使卡夫卡产生了异乡人的失落感和异己感，格里高尔的极度悲凉的心情、孤独的感受，及凄惨的命运，实际上是作家本人内心的外化与宣泄。也有论者提出，《变形记》表现了卡夫卡对社会的批判和对自我批判的对立统一。作家将异化的批判与由于一种深沉的愧疚感和自觉的负罪感所引起的自我批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任卫东的《变形：对异化的逃脱》一文，则更为深入地对变形的实质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变形是对异化的反抗。长期以来，格里高尔一直处于担负家庭经济生活责任和个人愿望的互相矛盾中。然而，为了替父母还债，他不得不压抑自己想摆脱这种强制性劳动的愿望和对自由的向往，劳动成为压抑个性、驱使他异化的力量，这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愿望，最后在以身体变形的形式中得以实现。变形，一方面是对异化劳动的摆脱，而且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摆脱，变形成了格里高尔逃避工作的最佳理由；另一方面，变形是实现人性复归的第一步。变形以前，异化劳动使格里高尔丧失了人的本质，沦为非人，家人把他看作挣钱养家的工具，老板和上司视他为连病都不能生的工作机器。以人的形式出现的格里高尔，是不具有人的本质的非人。作者进而指出，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就马上抱怨起自己的工作，这说明他在潜意识中，已经将工作与变形联系起来，实际上，变形是人物逃避和反抗异化的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胡志明在《父亲：剥去了圣衣的上帝》一文中认为，格里高尔的变形反映了卡夫卡的父亲情结，格里高尔因父亲破产而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当他想以变形的方式从儿子所必须承担的重任中解脱出来时，结果就遭到了父亲的严惩。所以，格里高尔在被父亲的苹果砸伤后，很快地领悟了父亲的如果他能懂得我们的意思的言外之意，坚定了消灭自己的决心。作品中父亲成了儿子的审判者，如同上帝是众生的主宰，卡夫卡在小说中赋予了一个平常的父亲以全能和全知的上帝的表征，父亲/上帝是卡夫卡郁结终生的父亲情结和原罪感。而

这种情结的产生与犹太民族的宗教观念和卡夫卡个人的家庭生活有关，并凝结着卡夫卡对西方这个充满悖谬性的世界的深切的体会。

二、卡夫卡式关于《变形记》艺术特征的诠释

叶廷芳在《卡夫卡荒诞文学的始作俑者》中指出，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细节真实是因为作者始终用极其冷静的笔调，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后的心理状态，描写了人的心理活动。而荒诞则是由于整个故事的框架，是人变成虫这一神奇事件，它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是不真实的，而作者正是借助于这种假定性的手段，达到了作品的象征与譬喻的意义。

曹国臣在《论卡夫卡的创作与现代小说美学》一文中，从两个方面概括了小说的艺术特征，将卡夫卡的小说称之为现代寓言小说、怪诞小说。而黄燎宇的《卡夫卡的弦外之音》一文，从小说的叙事语言分析了作品的独特和不同凡响之处。作者认为，卡夫卡的 神秘首先来自其独特的写作方式，神秘在于他那清晰、平静而单调的叙述，总是夹带一种惊心动魄却妙不可言的弦外之音 。卡夫卡用一种平静得近乎冷漠的态度，叙述一个凄惨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人变成了甲虫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甚至可怕的事，但作者的叙述却是那样漫不经心，无动于衷，态度是如此地事不关己，似乎人变成甲虫的事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而正是通过这种超然的语调和简短明了的语句，产生了使平庸变得可怕，又使可怕变得平庸，从而激发读者去思考人的生存现状中的问题。

也有论者认为，卡夫卡在《变形记》中运用的是一种变形的话语方式。它以不可思议的开头，把主人公和读者一起抛入一个变了形的审美语境，其叙事时间寓变化于简单、叙事体态采用复合式的双重视角、叙事语式多用虚拟语气和推测性的词汇。

三、 接受与影响《变形记》在国内的反响

80年代以来，报刊杂志上相当频繁地出现卡夫卡的名字，卡夫卡和他的《变形记》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少的作家也发表文章，谈论他们对卡夫卡作品的感受和所受到的影响。宗璞曾这样说过，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令她大吃一惊的另一个世界，使她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她得到了一种抽象的或者是原则性的影响。余华在《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中也说道，卡夫卡的小说使他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使他得以从原先的写作法则中解脱出来，认识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作家没有必要依据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而更有甚者如蒋子丹想试写卡夫卡式的荒诞小说。在《荒诞两种》一文中，作者认为它们应该所有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包裹着某一种险恶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