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的一点认识
张珏成
一、对于《诗经》性质的认识
儒家代表人物、一些著名学者（包括近、当代著名学者）认为，《诗经》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面貌。这个说法实际是《诗经》被尊为儒家经典的奠基石，已经成为《诗经》研究方面的定论。
据说，周代设有采风之官。他们每年收集民间歌谣并加以整理，谱曲后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佚名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集中于十五国风；贵族作品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我现在以为，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历史学中对于文字以及知识的掌握与传承有明确的定论。
在周代，语言文字和知识是由统治阶级掌管，而且主要是掌握统治权的一群奴隶主。这是因为语言文字和知识的掌握、传承与统治权息息相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掌管语言文字和知识的统治阶级（或者说社会上层）的范围才有所扩大，文字和知识得到一点儿推广普及。
根据《礼记·王制》，统治阶级只在很小的范围培养接班人，进入“大学”（周代“大学”以及封建王朝“太学”的实质相当于当代的中央党校）。对于统治阶级后代，有“选士”、“俊士”、“造士”、“进士”等级别。“造士”就是造就“卿大夫元士”，“进士”就是进入“卿大夫元士”序列。“王大子，王子，群侯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说明了在周代接受教育（即“造”士）的只有各级贵族（奴隶主）子弟，但并不是全部贵族子弟都能接受教育。只有周王的儿子（“王大子，王子”）以及诸侯和卿大夫的长子（“群侯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才有接受教育的资格。
《礼记·王制》又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显然，在周代，《诗经》已经是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教材。
无疑，《诗经》是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的反映。但是，《诗经》不可能全面反映周初至周晚期的社会面貌，反映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试想，我们能够说，今天的中小学和大学教材能够反映当代的社会面貌吗？中央党校的教材能够反映当代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吗？
《诗经》相当篇幅的诗篇是周代采风的集总。
对于古代的“采风”，我以为，历史学界有所忽视，没有重视其社会、政治意义，而文学研究界过于看重其文学意义。虽然，过往就有人指出，采风所得之民间歌谣，会被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周天子施政的参考。后世之人将这种民间歌谣美称为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但是，通篇纵观《诗经》，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非常之少。而且，《诗经》中完全没有奴隶阶级的声音。
我以为，古代的“采风”是采集风俗民情，重在民风舆情，相当于今日之信访局的总结报告和媒体的内参。由于统治的基础在于民心，因此，为了解掌握民众的意见，统治者必须收集民间的舆论。
周代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层次不那么繁复，比较扁平。社会的底层当然是奴隶阶级，连基本的人身权、生命权都没有。当时社会的统治基础是所谓自由民和小奴隶主。统治阶级看重、在意的是他们的看法、想法、意见。因此，《诗经》所收集的诗篇及其内容是自由民、奴隶主们生活的反映，包括他们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感受，想法、意见。当然，《诗经》也包括歌功颂德的诗篇。
综上，《诗经》是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教材，其内容是自由民、奴隶主们生活的反映，是他们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想法、意见的汇总。
二、对于《诗经》内容的认识
《诗经》的成文年代久远。其文字与今天相比，实在是艰深晦涩，聱牙诘屈。很多文字久已废置，非常生僻，认知已属不易，辩义尤为困难。但文字之难，并非关键。
毕竟《诗经》的文字依旧是汉字。如果克服了文字难关，再把握好时代差异和社会结构，那么，理解《诗经》内容就容易了。
我以为，认识《诗经》的性质，有助于理解其内容。
克服文字难关，需要充分利用字典之类工具，准确选择其中释义；把握时代差异和社会结构，需要对《诗经》的性质有全面认识，掌握充足的历史常识。在此基础上，加以个人的思考研究，《诗经》中诗篇的意思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即使字面上和今日一样的汉字，在《诗经》年代，恐怕其意思和今日不一样。 例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
通常认为《关雎》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
这是将“君子”解释为“男人”（这个解释非常牵强）。“窈窕淑女”之“窈窕”和“淑”，一般解释作，窈窕是身材体态美好的样子；淑是善良、好的意思。
但若追问一下，在周代，什么“人”才称为“君子”或者“淑女”？什么样的身材体态才是美好的？在那时的“君子”眼中，什么“人”才是“窈窕淑女”？再追问下去，哪种“君子”可以在追求“窈窕淑女”时，采用“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方法呢？哪种“淑女”要“君子”“寤寐思服”？
如此一来，恐怕对《关雎》的理解认识就不会再说它是“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了。 再例如《桃夭》。
一些研究者以为，这是婚礼上赞美新娘的诗篇。《诗经通论》的作者，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
《桃夭》通篇几乎没有晦涩的词语，而且篇幅简短。只要掌握不多的几个词语，就能理解其内容。 但是，如果追究“桃之夭夭”和“宜室宜家”的关系，恐怕就不会再认为《桃夭》是讴歌“美人”的诗篇。
《诗经》的注释、解读、译文中，类似把《关雎》看作情歌、把《桃夭》视为咏美的现象，比比皆是，互联网尤胜。
因此，我以为，还是不要别人的注释和译文为好。
不当的注释和译文会误导人的思路走上歧路，妨碍自主思考。
此外，我以为，应当将《诗经》当作“诗”，而不要将其当作“经”。甚至，有的篇章还应当看作是民歌。这样，或许更接近原作的意思，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内容，也就可以更好地汲取其中的精华，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文化内涵。
三、关于“诗无邪”的理解
在准确理解“诗言志”意思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孔子所说之“诗无邪”。
“诗言志”的释义有三个，其一，《诗经》是叙述、阐发、描写思想活动的诗篇；其二，诗歌是叙述、阐发、描写思想活动的文学作品；其三，诗歌语言应该有韵律。
最后一个释义属于文论范畴。
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另有“思无邪”一说。两者之间存有一字之差，意思似乎大相径庭。其实，殊途同归，最终指向是一个意思。
前者，两个“诗”都是指《诗经》。第一个“诗”指《诗经》本身，第二个“诗”指《诗经》内容。总的意思是《诗经》内容归结为“无邪”。
后者的意思是指《诗经》的思想内容“无邪”。
通览《诗经》，我确实看不出有什么“邪”。考虑到《诗经》已经过采风之官的加工，特别是经过孔子的编选，或者那些民间流传的“邪”诗都一扫而尽，整个《诗经》全是“正”诗，满满的正能量。
确实，《诗经》中有抒发“性”、“情”的诗篇，也有讽刺当权者的诗篇，但这两方面的诗篇数量极少。特别是，抒发“性”、“情”的诗篇并不淫秽，即使有一丁点儿关于“野合”的文字、诗句，也不过是当时风俗而已，谈不上“邪”；讽刺当权者的诗篇并没有煽动反抗、暴乱、造反的内容，即使有一丁点儿不满、牢骚，甚至愤怒，也不过是小奴隶主的情绪发泄而已，谈不上“邪”。
在这样情形下，孔子还要说“诗无邪”、“思无邪”，不免让人暗生疑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或许，孔子的意思是诱导其门徒的思想，想让门徒阅读理解《诗经》时，将他们的思考基点、注意点放在“无邪”。
或许，孔子不过随口一说，不值得认真。
无论《诗经》“无邪”还是“有邪”，其中的佳作实在不多，不值得当作“经”，当作典范，不能将其奉为圭臬。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