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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

2024-10-18 来源:威能网
2008年第9期No.9,2008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08年9月Sep.,2008

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

□ 何忠礼

  内容提要 南宋立国153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颇低。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

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视了南宋人民在抗击金和蒙元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更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总之,绝不能贬低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南宋 历史地位 经济重心 文化重心 民族气节 传承文明作者何忠礼,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杭州 310028)

  南宋立国虽然长达153年之久,但后人对其历史地位,除在文化方面有所肯定以外,总体评价并不高,不是指斥其为沉耽安逸、不思进取的偏安政权,就是言其为腐败无能、权相擅政的朝代。

笔者认为,尽管南宋的军事力量不强,最后不能逃脱被蒙元灭亡的命运,不能与版图辽阔、雄极一时的汉、唐相提并论。尽管南宋政治腐败,剥削苛重,百姓生活极其贫困,没有出现过像汉、唐“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那样的盛世,但是汉、唐的强大只是一时,曾几何时,最高统治者就为外戚、宦官、权臣、军阀玩于股掌之上,国家或是为豪强地主所控制,或是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最后都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所推翻。这种情况,在南宋历史上却并未出现。而南宋常为后世所诟病的军事上的不振,固然有抑制武人所带来的副作用,但金、蒙统治的相对稳固,军事力量的空前强大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而这一点很少有人指出。因此,全面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南宋的历史地位,既是正确研究南宋历史的需要,也是深刻揭示南宋所以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需要。为此,笔者不揣识昩,拟对南宋的历史地位72

作一个简略的评价,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为后世中国的经济特别是

南方经济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南宋建立以后,经历了大约14年时间的战乱,社会逐渐趋向安定,而华北、中原地区的人民或为了躲避战乱,或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野蛮统治,纷纷南移,正如时人庄绰所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以都城临安府为例,竟然成了一个移民城市,至迟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以北方移民为主的外来人口,已占了全城人口的十之七八。甚至原本人烟稀少的两广地区,也因远离战场,成了人们避难的乐土,出现了“时中原士大夫避乱者多在岭南”的局面。

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生产技术的传入,南宋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作为劳动力的人口来说,光宗绍熙元年(1190)全国有12355800户,若以平均每户5口计,有6177万余

人,超过了汉、唐时期的最高人口数。与此同时,金朝有户768万余,口4581万余,户口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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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南宋要少了许多。从粮食产量来说,由于南宋重视水利兴修和精耕细作,加之稻麦并举这一生产格局的出现,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加。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提高了二倍多。加上大批荒地获得开垦,粮食总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继苏湖地区成为南宋的粮仓以后,进入元朝,福建、江西等地也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当时全国岁入税粮总计为12114708石,其中江浙行省即达4494783

石,占了全国的37110%。说明中国南粮北调的格局到元代已经出现,而它的基础却是南宋奠定的。

其次,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北方工匠的南下,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也上了一个台阶。除了矿冶业因受资源条件限制,并未获得显著发展以外,其它生产部门几乎全都超过了北方。原设在开封的公私手工业作坊移到临安府后,使临安府迅速成为南宋最大的手工业中心。其中,纺织业是南宋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其规模和技术都大大地超过了同时代的金朝,从此以后,南方一直成为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

北宋时,制瓷业的中心尚在北方,定窑(河北定州)、汝窑(河南临汝)、钧窑(河南禹县)、官窑(河南开封)和景德镇窑(江西),是当时全国的五大名窑。可是,北方沦陷后,前面四窑全失,最终彻底衰落。与此相反,南方的制瓷业,却蓬勃地发展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临安府的官窑,为皇室和民间烧制了大量青瓷制品。北宋时候刚刚兴起的龙泉青瓷,到南宋也进入大发展时期,产品开始大批外销。景德镇的瓷窑到南宋时已增加到三百余所,其制作的青白瓷造型优美,釉的质感如玉一样,故产品有“饶玉”之称,为后世的“瓷都”地位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广东、福建等地的制瓷业因受对外贸易的刺激,也迅速发展起来。2007年12月从广东洋江海底打捞上来的南海一号沉船,装有绍兴年间在龙泉、福建、广东等地生产的大量精美的陶瓷制品,就是一个明证。

此外,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等生产部门,也都获得了很大发展,远非北宋时候可以比拟,与金统治的北方地区相比,优势就更加明显。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宋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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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更加发展。具体表现为城市的繁华、商业的兴盛,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南宋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临安府,到咸淳年间(1265~1274),仅城区(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即达931650口,加上众多的流动人口,全市约有140万人左右。临安城内店铺林立,商品种类繁多,买卖昼夜不绝。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三万四千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

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了。明州、绍兴、平江、建康、成都、福州、泉州、广州、长沙、荆南(湖北江陵)、沙市、襄阳、兴元(陕西汉中)等城市,也十分繁华,即便地处宋金前线的鄂州(湖北武昌),也是“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

⑨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兴盛,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浩翰的大洋不再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天然障碍,而成了远比驼帮载运量要大上千百倍的海上交通线和对外快捷方式。六百年前的郑和所进行的大规模远航,就是遵循了这条航海通道。大宗商品,通过几百上千吨位的巨舟,驶往世界各地。“鲸波万里,如履坦途。杂货瑰宝,将日陈于斯

庭,而帑藏无一之不充矣”。“蛮贾蕃商”也纷纷前往南宋进行贸易,在广州、泉州等港口,各设蕃坊,甚至还建有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在那里生活着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外国商人,总数达数万人之众。近有学者指出:到宋元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向,出现了由汉唐的“头枕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历史性转折。亦即自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笔者认为,南宋正是这一转折的最重要时期。如果能够按照这一势头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大国。可惜到了明中叶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出现了连续多年的海禁,使这条海洋之路遭到扼杀,“于是中国再度回到面向西北草原的内陆国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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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轨道中来”。

从以上可知,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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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

宁宗朝官员吴衡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巨大的变化,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概述,他说:

  天下地利,古盛于北者,今皆盛于南……以元丰二十三路较之,户口登耗,垦田多寡,

当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广狭,财赋丰俭,当四分之二[三]。彼西北一隅之地,古当天下四分之三,方今仅当四分之一。儒学之盛,古称邹鲁,今称闽越;机巧之利,古称青齐,今称巴蜀;枣栗之利,古盛于北,而南夏古今无有;香茶之利,今盛于南,而北地古今无有。兔利盛于北,鱼利盛于南,皆南北不相兼有者。然专于北者,其利鲜;专于南者,其利丰。故长江、剑阁以南,民户虽止当诸夏中分,而财赋所入当三分之二。漕运之利,今称江淮,关河无闻;盐池之利,今称海盐,天下仰给,而解盐荒凉;陆海之利,今称江浙,甲于天下,关陕无闻;灌溉之利,今称浙江、太湖,甲于天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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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无闻。

不是南宋的建立,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此为其一。

隐瞒田亩、逃避赋税,以及保障一般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是赋税制度出现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人头税的逐渐取消。自五代至北宋,中国南方地区除四川外,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人头税,即所谓身丁钱。进入南宋,各地身丁钱陆续被蠲除,或者将它们摊入田亩征收。如绍兴三年(1133)八月,高宗下诏:“湖南丁米三分之二均取于民田,其一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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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口。”五年三月下诏:“道州丁米,依旧于田亩上均敷,用本州请也。”所以出现这种摊丁入亩的现象,与那些地区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人丁锐减,已无法摊派丁钱有密切的关系。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朝廷下诏同意知湖州陈之茂的奏请,将湖州每年的丁绢固定为五千匹,今后“不以添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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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赋”。这对其它地区丁钱的征收,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不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也放松了封建政府对劳动者的人身束缚。南宋以机工、窑工、矿工为主的雇佣劳动者很多,有的学者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南宋,与此不无关系。其次,差役负担渐趋合理。南宋后期,一些地方政府鉴于赋税繁杂,胥吏趁机作奸,从而极大地加重了广大农民负担的情况,将役钱、和买钱、茶钱等各种杂税一并依物力(指以土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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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产)高下征收,以使“官无亏赋,民无重征”。有些地方,甚至将役钱完全摊入田亩征收。这种做法,无异是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的雏形。

二、对后世中国的经济制度和赋税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是纸币的广泛使用。交子,作为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虽然出现于北宋,但当时主要通用于使用铁钱的四川地区,不仅范围不广,发行量也不大。可是从南宋起,以会子为主的各种纸币在全国各地普遍获得使用,即使官吏俸禄、士兵粮饷和交纳两税,也部分以会子支付。从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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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遂与见缗并行,不可复废矣”。理宗朝时,又下令将最后发行的两界会子永远流通使用,不再更换,从而使会子与今天的纸币已没有两样。金朝和后来元朝所使用的交钞,也是仿照南宋钞法加以印造和流通的。

二是土地占有中“鱼鳞图”的出现。绍兴年间推行的经界法,其实施办法为:无论官田、民田,一律依式打造“砧基簿”,上面书写田主姓名、土地面积、四至、丘段、土地来源,并附地形图。其中的地形图,到端平元年(1234),又被称为“鱼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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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它成了后来明代“鱼鳞图册”的先导,并一直应用到近代。“鱼鳞图”的出现,对于防止地主74

三、使南方人民免遭战祸和蹂躏,

并为收复北方失地提供了一个基地

  刚刚兴起的女真势力,极具野蛮性和掠夺性,华北、中原地区被占领地区的的人民,在战火凃炭和女真贵族的野蛮蹂躏下,其生活之困苦,真可谓惨极人寰,远非和平时期一般人们可以想象。这里我们不妨引用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士大夫庄绰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以见一斑,其谓: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佛寺俱空,塑像尽破胸背以取心腹中物;殡无完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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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逵已蔽于蓬蒿;菽粟梨枣,亦无人采刈。

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华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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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

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痩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百倍于前世,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阝舀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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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哉!。

如果说,百姓的上述灾难主要由战乱所造成,那么一旦被金人长期统治以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就更加残酷,他们对汉族人民或掠夺财物,或圈占土地,或将他们驱赶到北方作为奴隶。又移住猛安谋克户,筑垒监视,强迫当地人民剃发,改换女真服装,“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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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此外,还严格限制百姓的往来出入,不能有半点自由。

而南宋的建立,抵制了金兵的深入,这在很大很大程度上使南方人民避免了这些灾难和惨剧的发生,仅就这一点,其历史功绩就很大。论者或言:南宋统治者耽于安乐,不思恢复,怎可成为收复北方失地的基地?这些人所持的论据,除了看到南宋始终没有收复中原故土这一事实以外,还以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中的这样一条记载作为根据,其谓:

  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士人林升者题一絶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笔者认为,林升此诗,虽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却主要还是为了提醒世人,可是由此却对后人正确认识南宋社会起到了某种误导作用。

首先,如果此诗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广大军民,那是不公正的。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支持北伐中原,收复北方失地的人,在南宋军民中始终占了主流。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楼房林立,歌舞升平,人民群众过着和诣、安定的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任何国家、任何朝代可以说概莫能外,没有理由因为当时的临安有湖山之美和繁华的都市生活,就得

)已忘记了恢复中原之志的结论。出人们(“游人”

其次,如果此诗揭露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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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具体分析。诚然,绍兴年间,以高宗为代表的投降派,由于“恐金病”的作祟和为了抑制武人的需要而不惜与金人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此后更是文恬武嬉,将恢复中原之事完全抛诸脑后。但自孝宗以降的南宋诸帝,都或多或少地怀有恢复中原故土的愿望和实际行动。如在孝宗朝初年,有张浚领导的北伐战争,孝宗的继承人光宗,在位时间只有四年,本人又患有精神疾病,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会发动恢复中原的战争。宁宗为嘉王时,翊善黄裳专门为他制作了一幅“舆地图”,要他经常了解山川形势,时刻不忘恢复中原。他继位后,便支持权臣韩侂胄在开禧年间进行北伐战争。北伐开始时尚较顺利,如果后来没有吴曦在四川的叛变,特别是没有以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用阴谋手段将韩侂胄杀害,这次战争的结果如何,尚难以预料。理宗早年,同样怀有恢复中原之志,故南宋先于端平二年(1234)与蒙古军联合灭金,一报“靖康之耻”。翌年,宰相郑清之在理宗的支持下,发动了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不过最后仍以溃师告终。以上可知,除了高宗,南宋大部分帝王为了恢复中原还是作出了一定的努力,笼统指斥他们“不思恢复”,并非事实。

至于所谓南宋“君相纵逸,耽乐湖山”云云,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南宋统治者与历史上大多数帝王相比,尚不算最奢侈。以孝宗而言,他生活的节俭在中国古代帝王中颇为少见。宁宗本人的生活同样相当节俭,别的姑且不论,就以他在位三十一年间,竟没有在西湖上作过一次游宴,即可见其一斑。高宗和理宗早年的生活也同样比较节俭,只有到了他们的晚年,才转向淫逸,则是事实。

南宋的建立,也为北方沦陷区人民争取摆脱金朝的奴役和统治带来了希望,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大批归正人的南归,就是一个明证。山东、淮北忠义民兵的反金斗争,所以能蓬勃开展,并坚持了较长时间,同样也是因为有南宋政权支持的缘故。

总之,南宋虽然没有完成恢复中原的夙愿,却为最后灭亡金朝作出了贡献,如果不是以成败得失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南宋政权长期成为广大爱国军民抗金和收复北方失地的基地,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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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就了璀灿的南宋文化,

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就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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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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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们所言,虽然指的是整个宋代,但是,如果没有南宋的存在,宋文化就不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所说的宋代,主要是指南宋。因此学术界普遍以为:南宋的建立,最后确立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在此后的八百多年间从未遭到逆转。

“靖康之变”以后,生活于北方特别是京城开封一带的大批儒家学者和文化人,纷纷跟随高宗南下,他们中有以杨时、尹焞、胡安国、吕本中等人为代表的二程弟子和再传弟子,有以陈与义、朱敦儒、曾几、李清照为代表的著名诗人和文学家。有以米芾之子米友仁、苏汉臣、李唐、李迪为代表的著名画家。此外还有宫廷乐师和各种技艺之人。此后,仍有不少北方文化人陆续南下。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才能,或通过薪火相传,或与南方文化相交融,兼收并蓄彼此精华,形成了璀璨的南宋文化。

首先,理学的形成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南宋绍兴、乾道间,理学正式形成,并同时出现了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大理学家。他们不仅是理学的代表人物和杰出的教育家,也是身体力行儒家“仁政”思想的官员。特别是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更成了继孔孟以来最伟大的儒家学者。理学从理宗朝成为正统思想以后直至晚清,其影响之深广,没有其它思想可以与之匹敌。理学思想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不是历代统治阶级和假道学家的有意曲解,不是腐儒们的冬烘之见,理学家所倡导的国家至上、百姓至上的精神,本来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陆九渊的心学,作为理学的一派,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与朱熹的道学有着尖锐的对立,后来又影响到明代阳明学的产生。南宋前期,在尖锐复杂的阶级76

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刺激下,在商品经济显著发展的大背景下,以讲求功利的儒家学派———浙东事功学派也开始崛起,他们中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叶适不仅提倡功利,主张经世致用,反对把仁义和功利截然对立的观点,而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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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反映了人们希望收复北方失地的强烈愿望,也为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其影响所及直至后世。改革开放以后,这里的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从而被人们誉为温州模式。这种现象的出现,人们不难从八百年前事功之学中找到历史答案。

其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南宋与北宋一样,学校可分四种模式:即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上述学校在南宋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别的姑且不论,就以对一般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各类私塾村校而言,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形式多样。对后世启蒙教学影响最大的教材《三字经》,就撰于南宋。临安府是各类私塾最发达的地区,“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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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新安(安徽歙县)虽地处山区,“自开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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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南宋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大普及,在饶州(江西波阳),竟然出现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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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的风俗习惯。在广南东西路,北宋时候虽然解额不少,但每次科举考试,能有一二人被录取已属不错。可是,到二百年后的南宋宝祐四年(1256),据《登科录》记载,两路登第人数分别达到了32人和34人,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南宋以前,受教育者主要尚局限于地主、官僚和富商子弟,至南宋,随着各类学校特别是乡塾村校的的普及,已扩大到到整个平民阶层。

第三,史学的空前繁荣,为后世研究宋代史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史料。南宋文禁不严,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借助于史学研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参考。加之南宋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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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许多人以著书立说、刻书卖书作为谋生的手段。这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北宋经过“靖康之变”以后,国史、实录、会要大量散失,如果没有南宋史学家的精心搜集和整理,就会造成史料上的空白,正可谓功不可没。此外,南宋史学家治史态度之严肃,考辨之详瞻,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和学案体之创新,也受到后世的一致肯定。总之,南宋在史学上的成就,也足以彪炳史册。

四是公私藏书十分丰富。一个国家的藏书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文化积淀的深浅。南宋是中国藏书蓬勃发展的时期,不论官方或民间都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首先,从国家藏书来说,虽经靖康兵火,损失巨大,但经过南宋政府采取各项措施广加搜访征集,以及组织史官作大规模编撰以后,使得秘书省的藏书大为增加。到嘉定十三年(1220),总数达到59429卷,大大超过了北宋庆历元年(1041)修成的《崇文总目》所收30669卷之数。南宋的私家藏书,也远胜前代。∼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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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圭璋先生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

和时代可考的873人中,北宋227人,占26%;南宋646人,占74%,后者约为前者的三倍。著名词人李清照、朱淑真、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干、辛弃疾、陆游、姜夔、吴文英、刘克庄、周密、张炎、汪元量等人的作品,无论是思想性或艺术性,皆享誉后世。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他年轻时曾在山东与金人作过殊死的战斗,失败后归南宋做官,但仍然时刻不忘恢复中原。他的词风有的“委婉清丽”,有的“悲歌慷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是豪放词的最高代表,也是南宋词坛第一人。宋诗的地位虽不及唐代,但南宋诗就其数量和作者来说,却大大超过了北宋。由北方南移的诗人曾几、陈与义;有“中兴四大诗人”之称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同为永嘉(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有作为江湖派代表的戴复古、刘克庄;有南宋灭亡后作“遗民诗”的代表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煕、汪元量、谢枋得等人,他们都是南宋诗人中的佼佼者。陆游是众多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不仅诗作甚丰,今存9200余首,在古代诗人中堪称第一,而且诗的内容多反映了他一心想恢复中原的坚强决心。陆游临终前所作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一首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八百多年来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而顽强奋斗,陆游也被后人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诗人。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等,都有长足的发展,限于篇幅,兹不赘述。上述璀璨的南宋文化,都成了中华民族的瑰宝。

南宋文化所以没有随着南宋的灭亡而断送,当有其历史的原因。这是因为南宋灭亡以后,随着临安府作为都城地位的丧失和蒙古贵族的武力逼迫,再次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部分南方人被掳掠或强征到了北方,如至元十二年(1275)七月,元军占领建康府不久,元世祖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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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次年春天,元军进入临安府,在将南宋君臣送往大都的同时,又发遣三学诸生赴大都。二十二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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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后来,部分居住于杭州的士大夫和文化人及其子弟,为了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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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来看,以浙江为最盛,有43家,接下来江西有27家,福建有22家,江苏有16家,四川有15家,安徽有6家。再加上从山东、河南两地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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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有7家,总数达到136家之多。当时最大的藏书家有郑樵、陆宰、叶梦得、晁公武、陈振孙、尤袤、周密等人。绍兴十三年(1143),朝廷重建秘书省于临安府,陆游之父陆宰奉诏献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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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卷,可见陆氏家藏图书之丰富。由吴县移居乌程(浙江湖州)的叶梦得,与同为乌程人的贺氏,藏书皆超过10万卷,是南宋藏书最多的两家,甚至后来明清时期最大的藏书家也难以与之匹敌。南宋末年著名的藏书家当推周密,他自谓家有藏书“四万二十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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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余种”。上述藏书家,又都是各有专长的学者,他们在经学、文学、史学、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金石学等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是流传至今非常有名的目录学著作,周密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

五是文学、艺术的繁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它在北宋开始繁荣,到了南宋,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刺激下,达到了鼎盛。据

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

也陆续分散到了全国各地居住。这些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将先进的南宋文化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元世祖忽必烈推行“汉法”,更促进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融合。有学者断言:

ζν󰁠

“近代的中国文化,其实皆脱胎于南宋文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应用并不广泛。到了南宋,火药武器开始得到大规模的使用和推广,并发明了管形火器。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湖北安陆)时,发明了用长竹竿制作为枪筒以喷射火焰的“火枪”,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到了南宋后期,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突火枪”,“以鉅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

|ν󰁠

声,远闻百五十余步”。从而开创了世界上管形火器使用弹丸的先河,成为远距离杀伤敌人的锐利火器。

三是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历史上并没有实际应用的记载,因而后人仍然怀疑泥活字是否能用于印刷。可是根据文献记载,南宋绍煕四年(1193),曾在孝宗朝后期出任过宰相的周必大就用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刻印了自己的}ν󰁠

著作《玉堂杂记》。由此证明,泥活字用于印刷是确凿可行的,周必大也就成了历史记载中实际应用毕升活字印刷术的第一人。

此外,南宋在农学、数学、医药学和纺织、制瓷、造船、冶金、造纸、酿酒、地学、水利、天文历法、军器制造等方面的科学成果和技术水准,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超越前代,限于篇幅,兹不一一赘述。

五、杰出的科技成就,产生了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南宋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

{ν󰁠

面都是如此。”此话当然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别的不论,就以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而言,在南宋就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和更广泛的应用,何况还有其它多方面科技成就。一是罗盘针的发明。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始见于北宋末期,一般是让指南针浮在水面上,也就是使用“水浮法”以指南。但是“水浮多荡摇”,严重地影响了它的精确度。到南宋时,指南针已从简单的指示方向,发展成为能区别方位的罗盘。又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条载:“(船在大海中航行),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之命所系也。”说明在针盘上已有了精密的刻度,否则就不存在“毫厘不敢差误”的问题。可见南宋后期已发明了真正的罗盘针,并将它应用于航海上。罗盘针的出现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明,它传到西方以后,极大地推动了那里的航海事业,乃至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二是管形火器的出现。早在唐代,我国已将火药应用于军事上,成书于北宋后期的《武经总要》,记载了当时的火药武器有火炮、火球、火箭、铁嘴火鹞、毒药烟球等多种,它们具有燃烧、爆破、熏灼、放毒、放烟幕等作用,以投掷法或弓箭法进行施放。由于这些火器的直接杀伤力不大,所以78

六、誓死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南宋精神,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南宋153年的历史中,可谓外患频仍,先后遭受女真和蒙古的侵略。为此,南宋军民与之展开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尤其是南宋后期所面对的蒙古军,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它不仅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先后灭亡了西夏和金朝,而且在这期间和稍后还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征服了中亚、西亚、俄罗斯等大片土地,前锋一直打到了中欧的多瑙河流域。蒙古铁骑所至,真可谓所向披靡,锐不可挡,全世界谈蒙失色。南宋的军事力量尽管相对弱小,但凭借其较强的经济实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大军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顽强抵抗了45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抗击蒙元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南宋在长期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争场景,涌现了大量坚强不屈的抗战将领、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他们用鲜

 浙江社会科学

血和生命,铸就了誓死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就是南宋精神。抗金英雄岳飞和抗元大臣文天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民族英雄。南宋虽亡,但他们的英雄气慨、献身精神和对国家对民族的拳拳之心,一直激励着今天的人们,并化作中华民族共同的心声。大家清楚地知道,每当我们的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刻,岳飞的《满江红》就会响彻白山黑山和大江南北,“还我河山”的口号就会震荡在祖国大地。每当国家遭人宰割或出现分裂的时候,陆游的爱国诗篇就会在人们心中回荡,化作战斗的号角。每当志士仁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前仆后继进行不懈斗争而遭到挫折或身陷囹圄之时,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和和“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

∼ν󰁠

庶几无愧”的格言就会在耳边响起,鼓舞人们去战斗,去牺牲。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和精神支柱。

综上所述,虽说南宋是一个偏安政权,但它毕竟是一个占有北宋五分之三国土、拥有六千余万人口、与六十几个海外国家有着广泛贸易往来的大国。南宋的建立,使秦岭淮河以南和四川地区不致遭受女真贵族的奴役,使那里的社会经济得到继续发展,使先进的宋文化和科学技术获得了继续繁荣昌盛的土壤,并最终完成了我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如果没有南宋,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将出现严重的倒退或停滞,后果不堪设想。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广大军民在与女真和蒙古侵略者长期斗争中所铸就的南宋精神,今天仍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是战胜一切外来侵略势力的巨大精神力量。尽管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南宋社会也存在着种种弊病,但绝不能因此贬低它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

注释:

①庄绰:《鸡肋篇》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36页。

(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条。中华书局1988年据《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本,第2858页。

③《系年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三月癸未条,第1084

页。

2008年第9期 

④参见王应麟《玉海》卷二○《户口》,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

⑤《金史》卷四六《食货一》,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036页。

⑥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元史》卷九三《食货一・税粮》,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2360页。

⑧[日]池田静夫:《中国水利地理史研究》,日本生活社1940年出版,第246页。

⑨陆游:《入蜀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⑩胡榘等:《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054页。

ϖλ󰁠葛金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兼析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载《新华文摘》2005年第5期,第64~65页。

ωλ󰁠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六《东南财赋・吴衡进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ξ(以下简称《朝野杂λ󰁠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记》,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363页。

ψλ󰁠杜范:《清献集》卷一六《常熟县版籍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ζλ󰁠《宋史》卷二七《高宗四》,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506页。

{λ󰁠《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身丁钱》,第327页。|λ󰁠刘文富等:《景定严州续志》卷二《税赋》,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4366页。

}λ󰁠《鸡肋编》卷上,第21页。∼λ󰁠《鸡肋编》卷中,第43至44页、第64页。υµ󰁠《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九月末条,第561页。

ϖµ󰁠参见《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孝宗恭俭》,第32页。ωµ󰁠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宁皇御舟》,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130页。

ξµ󰁠陈寅恪:《金明馆丛稿第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第245页,。

ψµ󰁠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ζµ󰁠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史记・平准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µ󰁠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µ󰁠赵滴:《商山书院学田记》,转引自《嘉庆休宁县志》卷一。

}µ󰁠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666页。

∼µ󰁠王应麟:《玉海》卷五二《艺文・淳煕中兴馆阁书目、嘉定续书目》,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据浙江书局本影印本,第999页。

υν󰁠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一六《求遗书》,中华书局

79

2008年第9期No.9,2008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08年9月Sep.,2008

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

———兼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路向的转折发生于南宋时期

□ 葛金芳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唐宋之际的立国态势和经济格局已然发生重大转折,从唐宋时期

“头枕三河、面向草原”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是两宋之际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从中原地区移向长江流域的必然结果。而南宋时期东南地区依持自身特有的天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蚕桑、茶叶、竹木、花卉、水果等经济作物和纺织、陶瓷、矿冶、造纸、印刷等手工业生产,大力拓展海外贸易,走出了一条通过商品经济来提高两浙、福建和江南东、西等路人口承载能力的崭新道路。南宋时期走向开放市场的诸种表现即是明证。关键词 南宋 开放型市场 经济重心南移 发展道路作者葛金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武汉 430062)

  如何理解南宋153年历史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位与影响,是目前中国史学界尚有争论、并未解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时至清末民初,亦即南宋灭亡600余年后,晚清曾留学西方的著名学者严复还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俱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

可断言也。”可见宋代,特别是南宋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巨。本文拟从经济角度说明南宋之贡献及其对后世之影响,不妥之处,尚希方家教正。

一、从“头枕三河、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我国传统社会发展路向发生重大转折

  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

(河内、河”河东、河南),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政治中心亦在长安和洛阳这两点间摆动;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西部的中亚和西亚延伸。除东晋法显、隋朝朱宽等少数例外,汉

ζν󰁠《中国水利地理史研究》第303页。

{(中译本),北京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ν󰁠《宋史》卷一九七《兵十一》,第4923页。}ν󰁠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九八《与程元成给事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ν󰁠《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12540页。

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023页。

ϖν󰁠袁同礼:《宋代私家藏书概略》,载《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2期。

ων󰁠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书籍之厄》,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218页。

ξν󰁠《元史》卷八《世祖五》,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169页。

ψν󰁠《元史》卷一三《世祖十》,第272。

责任编辑 尹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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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Keywords:LocalCulturalResource,CreativeEconomy,CombinationDevelopment,SongChengGroupAnExplanationtoAScriptureNewlyFoundabouttheOrganizationandGenerationsof

Religion“TianDiMen”inQingDynasty

PuWenqi,MoZhenliang

(67)

(ResearchInstituteofPhilosophy,TianjinAcademyofSocialScience,TianJin300191)

Abstract:Thescriptureaboutthegenerationsof“ancestorDong”foundation(thehistoryofspreadinembranchment),foundincountryrecently,isthefirstscripturewhichtoldoftheorganizationandgenerationsofreligion“TianDiMen”.Thisscripturenotonlyintroducedthehereditarysystemofreligion“TianDiMen”,butalsonarratedthedetailsof“theeightembranchmentsofLin”,“theninesections”and“thethreeembranchmentsofmountain”,itisveryimportantforustoresearchtheorganizationandgenerationsofthere2ligion“TianDiMen”deeply.

Keywords:Religion“TianDiMen”,TheGenerationsofDonginReligion“TianDiMen”,TheEightEmbranchmentsofLin,TheNinesections,TheThreeEmbranchmentsofMountain

BriefAccountofHistoricalPositionofSouthernSongDynasty

HeZhongli(HistoryDepartment,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

(72)

Abstract:SouthernSongDynastylast153years.Itshistoricalpositionhasbeensetquitelowasitiscon2sideredaweakcountrywhosegovernmentindulgedincomfortandhadnotambitions.Forthisreason,peoplepaylittleattentiontothecountryanditshistory.Inreality,thisopinionlacksanoverallknowledgeofthedo2mesticandforeignsituationofSouthernSongDynasty.Itlacksafullunderstandingofthecountry,ignoringitsachievementinthefieldsof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andscientifictechnology,ignoringpeople’spatrioticmoralityandfightingspiritshowninthewarwithJinDynastyandMongoliaYuanDynasty,ignoringthegreatachievementitmadeinspreadingandinheritingChinesecivilization.TheSouthernSongdynastywouldhaveexistedlongerifthecountrywasnotinvadedbyanunprecedentedlypowerfulMongoliaYuanarmy.Ingeneral,thehistoricalpositionofSouthernSongDynastyshallbereset.Itsinfluenceonnextgenerationsandtodayex2ceedsmorethananyotherdynastiesinhistory.

Keywords:SouthernSongDynasty,HistoricalPosition,EconomicCenter,CulturalCenter,PatrioticMorality,SpreadandInheritCivilization

TheSouthSongDynasty:ASignificantTransitionforEnteringtheOpeningMarketGeJinfang(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ofHubeiUniversity,Wuhan430062)

(80)

Abstract:Thisthesisindicatesasignificanttransitionthathappenedwhenthecircumstancesoffounda2tionandthesituationoftheeconomyhadbeenchangedduringtheperiodsofTangSong.Before,Chinabasedonthecentralmainlandandfacedtothesteppehadchangedintothesituationofbasedonthesoutheastandfacedtotheoceans.

It’saninevitableconsequencethattheeconomiccenterofChina’straditionalsociety

movedintoYangtze.Bytakingtheadvantageofitsnaturalresourcesinthesoutheast,theSouthSongDynastyhighlyfocusedonthedevelopmentoftheoverseastrade,thecashcrops,suchassilkwormmulberry,tea-leaf,bamboowood,flower,fruit,etc.andthehandicraftindustry,includingspinning,porcelainandceram2ics,smelting,papermaking,printingandsoon.ItfoundanewwaytoraisetheregionalpopulationcarryingcapacityofLiangZhe,FuJian,theeastandsouthJiangNanbythemerchandiseeconomy.Itcanbeprovedonthewide-rangingevidenceofenteringtheopeningmarketduringtheperiodsoftheSouthSongDynasty.

Keywords:TheSouthSongDynasty,OpeningMarket,TheEconomicCenter’sMovingtotheSouth,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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