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中他治、自治、互治、善治及其关系

论国家治理中他治、自治、互治、善治及其关系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善治问题。严格讲，善治同时涵盖他治、自治、互治，但又是对后者的超越。历史地看，他治、自治和互治是有史以来由低到高所形成的人类三大基本治理方式，三者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只有当自治和互治实现最优，善治之境才能显现。而这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至为关键。

关键词：他治；自治；互治；善治；关系

D03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可见，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应对当前我国所处的改革深水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期的重要途径与方法，亟需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对治理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推动更多改革成果的取得。从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来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改革的首要工作，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角度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必须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当然，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比较宽泛、综合的概念，包括了社会中的多个主体及其运行规范问题。本文即是在这一思路之下开展推衍下去，以就教于方家。

一、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

无论是从世界范围或者具体国家来看，社会治理方式都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递进

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大致可以划分为他治、自治、互治和善治四个阶段。必须指出的是，这四个阶段不仅由低到高泾渭分明，而且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它们还越来越同时并存，共同存在并相互交织，这样既有可能达致善治之境，也有可能跌入混乱之地。另外，以某一治理方式划分一个历史时段，也仅是说明这一治理方式在这一时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导方式，并不排斥其他治理方式的存在及发挥作用。因此，充分了解各种治理方式的来龙去脉、内涵与特点，对于充分发挥各种治理方式的优势、规避其缺陷就显得极其重要和迫切。

（一）他治

他治，就是“治于他”或“被他治”的意思。也就是社会上的广大民众都将管理自己和治理国家的权力有意无意地交给了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从而广大民众自愿不自愿地充当被治理者。用政治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治理者就是社会和国家的统治者，被治理者就是社会和国家的被统治者。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很形象的一句话，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充分说明了“他治”者的身份和地位。

我们相信，他治与人类相始终。即使是在野蛮时代，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抵御自然的挑战和获取足以谋生的食物，因此必然会有强势、强权的英雄人物出现。我国远古时期三皇五帝、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等的传说，就是英雄时代的例证。这其实就是一种他治现象。而他治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从国家正式出现以后一直到封建社会的终结，这时权力集中表现为皇权和神权，再扩展到贵族和乡绅的权力。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皇权和神权至高无上，塔尖之下就是王公贵族以及骑士绅士，而广大民众都要依附于他们来讨生活。当然，权贵者除了剥削民众外，也会从统治的长久性考虑为民众提供基本的治安、民事、国家安全等的服务，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在这一历史时段，他治也可称之为专治。

（二）自治

自治是对他治的抗争、突破和超越。

古希腊和古罗马有自治的传统，但是仅限于其城内的公民，并且这种自治传统随着皇权和神权的加强而渐至消失。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新航路的开辟，西方的文艺复兴所讴歌宣扬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的资产阶级观念逐渐为广大人民所接受，黑暗的中世纪终于被打破了。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在西方国家完成以后，自由和自治的理念最终被法律文本确立起来。自治，就是不仅凸显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更强调权力和权利的人人平等。尤其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政府再也不是建立在君权神授，而是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授权和赋权的基础之上。政府可以代表民众对社会进行治理，但是当民众不满意时，可以相对自由的决定政府的去留，一般通过周期性选举的方式实现人民对于政府的选择和掌控。

因此，自治一方面表现为广大民众对政府的选择和制约，以实现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理念与目标。另一方面，个人也可以通过疏离于政府，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自治在资本主义时代最大的表现，也是最大的创举，就是难以数计的自我管理、自我经营、自负盈亏的各类企业的出现。它不仅激发了人的活力和潜力，还迸发出了组织的活力和效率，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短短一百余年间所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所有财富还要多。

本质地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治方式，它虽然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也日益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贫困和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自治虽然是对他治的一种发展和超越，但是自治也难以解决由其所带来的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于是，社会新的治理方式还会应运而生。

（三）互治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抗也达到了巅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刻有爆发革命的危险，并且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而处于上升期的德、意、俄、日以及美、法等国虽然两大阶级对抗不如英国剧烈，但是其经济实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调控能力也相应比英国欠缺资源。也就是说，他们也面临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冲击，也有着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发生在了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沙皇俄国身上。

资产阶级政府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却日益带来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底层人民的革命倾向，因此社会治理结构就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为了规避革命、更好地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层面的调适。也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在自由、权利、平等、博爱等价值驱使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现代意义上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商业组织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工会组织。这些组织一方面可以通过选举进入议会行使自己治理国家和表达本阶级利益的正当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在社会层面也发挥了与政府功能相似的自治性的功能。以资产阶级工商业组织为例，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就需要一个较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它们不惜拿出一部分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利润再通过慈善的方式回馈到贫困工人们的身上。这样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抑制了革命倾向，并为自己博得了慈善、博爱的上层社会所追求的良好名声，反过来更有助于自己步入政坛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都有深刻的描述。英国较早就出现了 这种现象，而美国则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才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科学慈善主义”的时代，资产阶级新贵们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其实说到底，资产阶级工商业组织和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都还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理念衍生的结果。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全世界都对这种基于自由放任理念的全方位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反思，其影响力开始收窄，政府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的责任开始加大，这对于二次大战后的世界重建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重新崛起都起到了至为关键性的作用。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滞涨”现象并长期陷入低速缓慢增长，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出现重叠，于是在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就开始出现了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所具有的公权力和公共影响力不同于政府的来源，且其资源也不同于市场和企业通过营利模式来获取，它们大量以NGO、NPO、基金会等慈善公益组织的面目出现，打破地域和国家的限制，为世界上所需要的人们提供各类公共服务。第三部门的各类组织是对前期资产阶级工商业组织和无产阶级工会组织的继承和超越，并同他们分离出来，超越了阶级的利益和局限，以为全社会服务尤其是弱势群体服务为职志。

当前从世界范围看，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第三部门治理基本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三大基本体系，三大体系泾渭分明，但又互相交叉，所以呈现出明显的互治特征。

（四）善治

互治和善治时代是可以重叠的，但并不一定并存。当前多数国家基本都实现了互治，但是并不一定达到善治。互治相对于他治、自治而言，无论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范围的全面化、治理手段的制度化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后者，也就是说，从善治角度去看，互治比他治和自治更容易接近善治的程度与水平。也可以说，互治是善治的必要条件，而互治的现代化就达致了善治之境。具体到当代中国，则正处于互治时代，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成为了时代的主题。

但，笔者认为，当今的互治形态存在的问题有三：

一是多头治理问题。互治的基本结构就是多元化治理，尤其是在某一基本体系当中也存在多头治理问题。它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治理混乱，打乱仗，对某一社会现象和问题，多家都去问、都去管，政出多门，相互歧异，让人无所适从，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产生更大的问题。二是无人治理，你靠我，我靠你，你等我，我等你，我以为你搞了，你以为我搞了，最终大家都没有做。因为人浮于事、推诿懈怠，最后使问题扩大，难以治理。

二是基本治理体系之间的边界不明晰问题。如前述，政府、市场、第三部门是当今世界三大基本治理体系和治理板块，其治理理论、治理主体、治理路径、治理规则等都不相类，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互相伸手、都侵入到对方的领地，没有规定或无视相关边界、制度和规定，造成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地方性债务问题、环境问题、房地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慈善公信力问题等等。

三是治理壁垒问题。这个问题与上述第二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交叉并出现新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封闭对立、山头主义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这也是造成治理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互治的这些问题消除，就跃升到善治层面。所谓善治，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综合治理方式、模式感到满意之外，还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以公平地分享到善治带来的社会果实。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实现的路径，二是实现的效果与评估。前者就是善治如何可能，后者就是善治所达致的社会形态。

（一）善治的可能

正如前文所言，在人类的他治、自治、互治等方式当中，社会越发展，它们越是并存并共同发挥作用。只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再强调他治，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式、指令式、强权式的统治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而更多地将政府公权力的地位和作用还原到其为民服务的本质的属性，更加平等地对待其他几种治理方式，因此，现代社会中他治虽然在义理上仍然存在，而实际上已经演变为自治问题。

这样一来，善治问题就可以归约为自治和互治两大部类及其协作问题。其中各个治理主体的自治问题是善治的前提和基础，互治则为各个治理主体提供协调统筹合作的平台和机制，成为善治的关键。自治和互治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善治。

这里各个治理主体首要的是要实现自己合理、准确的定位，找准自己治理的领域和边界，制定和规范自己治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准则，并要持有开放的心态接受其他治理主体对自己的建议、批评和规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准确地对当前我国社会中的各个治理主体作了准确、客观的角色定位，如在经济领域提出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如在政治领域提出要使政府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如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方面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等。这里面对于政府、市场、个人以及社会组织都提出了准确定位和加强自身建设、自我管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自治做好了，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参与到互治当中。

善治目标下的互治方式，必须着眼和努力于两点，一是监督，二是扶持。监督就是每一个治理主体同时都可以对其他各类治理主体发挥依法监察、审计、批评的功能。二是扶持，也就是每一个治理主体都要对其他各类治理主体提供制度上、财力上、人员上和道义上的实实在在的帮助。俗语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市场要想实现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政府的支持、群众的配合，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是无法起到很好作用的，而市场要素和各类经济资源也难以实现自由流动，更不要说资源的最高利用率了。再比如说第三部门的各类慈善公益组织，如果没有政府在税收、注册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和便利措施，没有企业和个人在慈善方面的广泛捐赠，慈善公益组织将根本无法存在，也不可能发挥所谓第三部门的巨大的影响力。因此而言，善治时代的互治，监督是实实在在的、一针见血的，扶持也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这样互治才能成为善治。

（二）善治的社会效果

由于善治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因此善治的领域也是全覆盖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些领域所取得新的积极的变化就是善治的直接效果，这些善治效果并且直接为民众所分享。经过近十年的综合治理和发展，经济领域将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政治领域将发展出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文化领域将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社会领域将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领域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而执政党将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强的政治保证。

无疑，善治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靳环宇（1975―），男，河南杞县人。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深圳培训调研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