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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德国地缘政治和外交文化

2024-10-18 来源:威能网
浅析德国地缘政治和外交文化

摘要: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发展脉络中最具生命力的一大理论流派,它和均势学说被誉为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两大支柱。分析德国的地缘政治,结合其历史,可以解析德意志民族的性格及其外交文化。

关键词:地缘政治 德国 外交文化

一、地缘政治及其发展

人类社会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作为一种天赋的和恒定的因素,地理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和面貌。黑格尔曾说过,人类历史具备地理的基础。①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地理因素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同样,作为国际关系主体角色的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必然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活动舞台,生存和发展于特定的地缘环境中,地理因素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空间条件。当这些地理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超越了纯自然的层面而上升到政治层面时,便形成了地缘政治。由于地理因素对国际关系持久而深刻的影响,19世纪以来,人类开始直接应用地理学的方法理解和解释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地理基础和条件,地理学的思维方法开始渗透并融入政治学科,由此诞生了地缘政治学。

率先把政治和地理结合的地缘政治学之父—拉采尔,在其奠基之作《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指出:国家是有机体演变的产物,它像一棵大树一样深深扎根于土壤,所以,一个国家的特征必然深受为其提供生存环境的领土特点和所在位置的影响。②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和玛格利特•斯普劳特(MargaretSprout)夫妇曾说,如果“不参考整个人类的和非人类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环境因素光谱,就无法充分理解国际政治的背景”。因此,各国之间的交往都要考虑到地理因素,这样做很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斯皮克曼曾形象的写到:“地理是各国外交政策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因为它最不可改变,部长们来去匆匆甚至独裁者也要死而山脉是始终不可动摇的。”

地缘政治分为地理部分和人文部分或者称政治部分。地缘政治作为一个实在而有效的分析工具,是有很强的解释与预测力。它依据对一个国家在全球或一定

①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版,第124页。

国玉奇,【俄】B.丘德诺夫:《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区域的位置,包括疆域面积、形状;地形地貌、海陆分布、气候土壤类型;自然资源种类,储存量;人口族群的地理分布;周边邻国的地理环境,国力的强弱及由此而产生的双边或多边关系等,来分析和把握该国的地理环境所能赋予和转换出的实力及政治能量,揭示出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国际关系所产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地缘政治是一个国家进行角色定位,确定外交和国防战略,预测国际贸易风险、成本和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可靠而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过契伦和拉采尔的初步倡导、创建,其后经过了20世纪的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与心脏地带学说、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杜黑等的空权论,乃至于当代科恩的冷战世界分裂图示、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地带学说、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陆黑洞理论、亨廷顿的文明断层线理论等的构造和拓展,一百多年的曲折演进,这门学问已经积淀了十分丰富而又厚重的理论遗产。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发展脉络中最具生命力的一大理论流派,它和均势学说被誉为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两大支柱。回顾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海权论和陆权论两种地缘政治理论,对国家战略的制定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海权理论。他对海权这一概念的创建和廓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体现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对当时的世界和后世历史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他指出:“海权的历史,虽然不全是,但是主要是记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国家间的竞争和最后常常会导致战争的暴力行为。” 而使用海洋和控制海洋,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因此他在书中主张应拥有并运用优势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确立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和实现国家战略目的,这是他提出海权论的根本目的。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马汉列举了六种成就海上大国的基本海权要素:(1)地理位置(2)自然形态(3)领土范围(4)人口(5)民族特点(6)政府的性质,包括国家机构。 这六种要素是密不可分的,构成有机的整体。地理位置、自然形态和领土范围是一国扩展海上势力的基础条件。在影响一个国家海权的六个要素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居于首位。马汉的海权论思想促成了美、德、日等海军强国的兴起,并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海军军备竞赛。也影响着美国逐步走向了超级大国,至

今仍然深深影响着美国和世界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

陆权论的主要提出者则是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 kinder)。麦金德曾把世界划分为三大地带: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带(边缘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海岛新月形)。心脏地带为陆权国家较易控制的地带,外新月形地带为海权国家的势力范围,内新月形地带经常因为不稳定的均势状态而出现国际争端。他的基本主张是,世界的历史可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释为海权和陆权的对抗,同时也对这种对抗进行了历史的回顾。他认为,哥伦布时代即海权对陆权享有优势的时代已经结束,以铁路、航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主动权转移到大陆国家手中,现在,构成新的权势中心的是欧亚内陆地带(麦金德称之为心脏地带)。在新的条件下,大陆强权有可能利用自己战略的不易攻击性(因为心脏地带无法由海上到达)、领土的连续性、庞大的自然资源、铁路网、有效的组织力量以及刚刚出现的空中力量建立一个单一帝国,并借此发展起威胁海洋国家的海上强权。他担心德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等大陆强国的成长发展,但他并不贬低海权的作用。①

二、德国的地缘政治

德意志(Deutsch)这个词大约见于公元8世纪,开始仅指在法兰克帝国东部地区使用的一种属于日尔曼语族的方言。5世纪末,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法兰克王国建立,其中包括莫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的辉煌时期。在查理曼(法语:Charlemagne。即德语的卡尔大帝,Karl der Große)的统治下,王国几乎拓展到了今天的法国和德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称为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去世后,帝国很快走向分裂。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的疆域按照凡尔登条约分成三部分,西边的部分即莱茵河左岸的西法兰克王国就成为后来法国的基础;而东边的部分即莱茵河右岸操德语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为后来的德意志王国的基础,成为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是今天德国的雏形,其中东法兰克和西法兰克的界限大约相当于罗曼语族和日尔曼语族的界限。东部帝国的居民后来才逐渐产生休戚相关的感觉,德意志这个词的含义由语言扩展到说此语言的人,最后才用以称呼它们居住的地区——德意志国(Deutschland)。

公元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当选为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建立了萨克

Halford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Norton, 1962. pp35--39.

森王朝,正式创立德意志国家。严格意义上的德意志历史的就此开始。亨利一世的儿子奥托一世继承王位后为了取得所谓上帝授予的皇权,于公元962年强迫教皇约翰十世在罗马为他加冕,称为“罗马皇帝”,德意志王国便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史称“德意志第一帝国”。但是,与中国这样的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对于历史上长期处于民族融合和政治分裂过程中的德意志地区来说,民族、国土、国家常常是相互分离的。因而从德意志历史整体考察,只有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后,Deutschland这个词才包含了同一的国土和国家政权的含义,因此,准确地说,只有这之后的历史才可以称为“德国史”,之前的历史只是德意志地区和德意志各民族的历史。

地缘政治具有真实稳定性。地缘政治没有虚假和被掩盖的东西,它总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在那里,静静地释放出他的能量像地球引力一样,无声无形,但又无处不在。麦金德认为:“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的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一条河流或一座山脉在永恒的静穆中把持着历史的杠杆。地缘政治中的地理部分是难以改变的,国内变革不能直接的改革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可能根本改变国家所处的天然的周边环境和条件。局部的地质灾难不能改变一个国家总体的地理面貌。正如德国历史上领土几经增减,版图几经变化,但无法改变的是德国处在了一个“倒霉的地理位置”上的这个事实。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邻国众多,德国天生被包围。德国版图几经变化,但无法改变的是它地处欧洲腹地的位置仍然没有变。在他西边是法国,路易十四、拿破仑大帝是它的主人;在他西北边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将它送入了全盛;在他东边是沙皇俄国,彼德一世、叶卡特琳娜一世、亚历山大二世这个这个帝国的杰出统治者;在他西南边还有咄咄逼人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他南面是曾经诞生过恺撒的罗马帝国(意大利);在他西南面和他内部是哈布斯堡家族曾经统治下的奥地利和西班牙。历史上不同的强敌围绕着他兴起衰落,即使到了近现代,德国周围还是强国大国林立。德国所处的东西欧、北欧与东南欧、近东的交通中枢地位,使得德国成为陆权强国俄国(苏联)追求海权和大陆强国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障碍,德国追求海上权益的诉求也容易因英国的警惕和封锁而破灭。

德国总体上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但是德国海岸线较短,海域被日德兰半岛分割。德国的海域形成波罗的海和北海两片分离的水域,而且港口较少,没有

直接面对大西洋的港口和海岸线,处于较为封闭的海域,例如卡特加特海峡容易受到封锁。同样两次世界大战也证明德国的水面舰艇受到这种地理环境的不利影响,被封锁在北海。

德国地形南高北低,呈阶梯状分布,可分为四个地形区:北德平原,平均海拔不到100米;中德山地,由东西走向的高地块构成;西南部莱茵断裂谷地区,两旁是山地,谷壁陡峭;南部的巴伐利亚高原和阿尔卑斯山区,其间拜恩阿尔卑斯山脉的主峰祖格峰海拔2963米,为全国最高峰。境内主要河流有莱茵河(流经境内865公里)、易北河、威悉河、奥得河、多瑙河。较大湖泊有博登湖、基姆湖、阿莫尔湖、里次湖。欧洲的主要国家大都有其天然疆界,俄国则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偏远。而德国除了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北海和波罗的海虽可做天然屏障外,其东、西部几乎是完全开放的,地理环境上是易攻难守。

德国边境线附近多是资源富集地,容易引起国家冲突,历史法德因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频起纷争。阿尔萨斯东部是莱茵河、伊尔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大部为集约耕种区,平原南部产钾盐,北部有小油矿;西部为孚日山地的东坡,以森林和高山牧场为主。洛林的摩泽尔谷地是重要的煤、铁矿区和主要的钢铁工业区。德国在一战失败后割地赔款,所丧失的土地不算失去的海外殖民地的话,只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3%。然而德国却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硬煤和四分之三的铁矿石资源。①

从宗教上看,德国是16世纪早期马丁•路德领导宗教改革的故乡,宗教改革运动历经许多流血战事,尤其是“三十年战争”,影响深远。今天,德国所有信仰各种宗教的总人数已经不及从前。许多德国人不属于任何教会。传统上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国福音教会是德国2个最有影响的教会,另外还有新教的其他几种派别。东正教徒主要是来自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外籍劳工及其后裔,希腊东正教会按人数列为德国第三大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有1.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其余的26.3%的人口则没有宗教信仰,或属于其他较小规模的宗教。当今德国的犹太人人口为约12万人,德国的犹太人数量居西欧第三位。1940年到1945年期间,在德国及其邻近国家,有超过600万犹太人被杀。

三、德国的外交文化

Witt Bowden et al.,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750 (New York:American Book Co., 1970 ),690—691。

地缘政治是塑造一个国家、民族的基础性条件和起到一个基本的作用,是塑造文化以及外交文化的模具和主导力量。古代文明基本都以河流及流域为发源地。在世界文明的初创时期,埃及人比两河流域的居民更有安全感,对世界更加乐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要面对来自北面的印欧人入侵者,以及来自南面的闪米特人入侵者。对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印象极为深刻。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常常引起特大洪水,不只是充满灌溉的沟渠,而且毁坏了农田,他们将洪水之神称为“恶神”。而尼罗河流域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下的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得它不易受到外族的侵略。①而尼罗河的泛滥是克制的、起势平缓,埃及人称洪水之神为“它的到来会给每一个人带来欢乐”的神。

文化是很根深蒂固的东西,它虽然不是有形的,却非常真实。价值观、概念、态度以及行为准则等等,都在人们心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德意志民族留下的一页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深感痛心的文明和历史,他在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的领域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整个人类造就了一代代巨匠伟人,犹如灿烂群星、光辉夺目,而同时,也两度把自己和人类拖入战争,使之饱受战乱之苦。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们的文化和性格中存在着众多矛盾的地方。美国学者戈登·A·克雷格曾经说:“对德意志这个国家来一个概括,人人都感到很难,大概是因为德国人总是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服从逻辑法则”。大作家托马斯·曼也承认:“德国人确实是难加断定的民族”。德国大哲学家尼采的定义更令人对德国人茫然不知所措:“德意志的灵魂道德是多重的,多源头的、混合重叠的,而不是实实在在建立起来的;这是由于它的起源……德意志名族是多个部族的最特殊的混合……而同时从任何意义来说又是中心民族,因此德意志人比起其他民族来,对他们自己就更为不可捉摸、更复杂、更矛盾、更不可知、更难预测、更令人吃惊,甚至更可怕……德意志人的特点就是——什么事德意志人——这个问题在他们当中始终存在……德国人自己并不存在,他处于形成之中,他在发展自己”。

可以说,地缘政治塑造了德国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格。生活在现今德国的居民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通常被称为日耳曼人。但日耳曼人并不是德国土地上最早的居民。他们最初居住在德国的北部、西部地区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南部地区。寒冷的气候、贫瘠的土地培育了他们旺盛的生存本能。那时候,维京人是他们的朋友,斯堪的那维亚人是他们的兄弟,哥特人是他们的伙伴。为了生存,他们到处奔袭流窜、骚扰邻人、侵占土地、抢夺食物。无休止的征战把整个日耳曼人造就成了英勇凶猛的战士。最初的日耳曼人是一群群四处流浪的游牧部落,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的信念和目标。一路流浪,一路征战,日耳曼人就是这样用血和泪书写着自己和他人的历史。

首先,德国人的文化是理性与疯狂的矛盾体。

德意志,是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国家。德国的历史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思想精神界与国家政治相脱节,是近代以前德国较为突出的特点。当这个国家强盛时,其思想精神总是遭到涂炭,反之,思想精神就得到发扬。

路德晚年说:“(德意志)这个野蛮和兽性十足的国家,这些可怜而又怙恶不悛的畜生,一半是人,一半是鬼!”因为他清楚地看见德国人恶劣的本性,对思想与权力分离的不满。与他一样对德国失望之至的还有歌德。歌德虽不是预言家,但他以世界性伟人的眼光对德意志民族做了自己的评判。“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自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有个比喻很形象,德国的历史就像是一辆双层公共汽车,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景,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司机坐在下层,――而且司机只看见路面,只按下层乘客中叫得最响的人的意见左右方向。一个培育了马克思、歌德、贝多芬、康德这些伟人的民族,却又是野蛮疯狂到一次又一次地挑起战争的民族,德意志的文化和思维是矛盾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集合。

德意志民族是有个善于思考的民族。它孕育出了众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一流的自然科学家。他们身上无不闪耀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德国因此有了“思维的故乡”的美誉。诸如遨游于理性思辨王国的古典大家康德和黑格尔,还有谢林、费希特、费尔巴哈等著名的哲学家。德国人自豪的宣称:“上帝赐予法国人土地,赐予英国人海洋,赐予德国人的是天空的帝国。”与哲学领域一样,沉浸与理性思考的德国人在自然科学中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民族向人类奉献了一大批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巨擘。

然而,理性并不是德国哲学大家和科学泰斗的专有,作为一个文化特征,它已经溶于德国人的灵魂深处,溶于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德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理性特征的烙印,有时候甚至陷入僵化刻板。德国人无论大事小事,一律严谨认真,不会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种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的工作作风。对未来进行计划,执行已经制定好的计划,以便获得最合理和最佳成效,是德国人生活的主旋律和德国社会的游戏规则。德国人做事都会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甚至家庭主妇出门买菜,都会事先将要采购的东西写在小本子上,在逛超市时也会按照已经设想好的线路进行,其目的是“理性购物”,防止受到超市的“心理”操纵。德国人的理性还表现在守时和讲秩序。德意志民族崇尚理性,这使得他们的生活处理的有条不紊,甚至显得过于呆板,缺乏浪漫的情调,被人们戏称为“最糟糕的情人”。

具体到政治文化或者外交文化上,不得不提理性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他没有条顿人所惯有的自傲,出于对德意志民族的生存,也是对德意志民族理性与疯狂矛盾性格、思想精神界与国家政治相脱节的考虑,俾斯麦以武力统一德国,但他却实行“大陆政策”,维持欧洲和平达20年之久。俾斯麦使德国伟大了,而使德国人渺小了。他使德国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以统一的面貌出现在欧洲,他巧妙地使德国跻身于强国之列,大大增强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他却不能让德国人树立良好的形象,德国人性格中疯狂的一面等待时机爆发。

叔本华和他的生命意志开始了非理性的哲学之路,而且带有浓厚的、消极的悲观主义色彩。崇尚“权力意志”的性格孤僻且多愁善感的尼采叫嚣着:“上帝已死:现在我们热望着——超人生存”。他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他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人生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上帝存在的基础已开始瓦解,但是由于没有新的信仰,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他借狂人之口说,自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指出上帝是该杀的。

德国1871年统一以后,由一个分裂数百年、遭受法、俄等邻国欺辱的弱国,一跃成为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俨然的欧洲霸主。德国人自豪了,狂妄了,有一种

“暴发户”的心情想爆发。德国人充满了优越感,有些忘乎所以,有些失去理性,就像一匹即将脱缰的野马。当德国野马掀翻理智的驭手俾斯麦的时候,德国开始了他疯狂的毁灭之旅。威廉二世狂妄的推出他的“世界政策”,发展海军,寻求海外殖民地,向老牌的大国发起挑战。一战爆发时,整个德国竟然像庆祝节日一样,上下欢腾。德国的街头小摊上,摆满了引诱各种口号的明信片:“一枪干掉一个俄国佬!”“一刀捅死一个法国佬!”等等。著名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也为战争的狂热所左右,称:“这场战争尽管极其可怕,但还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值得去体验的。”甚至连最理智的学术精英们也失去了清醒的认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三百多位著名大学教授也联名支持战争。整个德意志都疯狂了。割地赔款的德国在希特勒巧舌如簧的鼓动下,复仇的怒火,种族的优越感再次被提升,整个德国再次陷入疯狂,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大约600万犹太人成为枪下冤魂。

再次,德国民族文武双全,重视教育,又崇尚武力。

德国人的文才举世公认,从近代的歌德、席勒到20世纪的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无不彰显着德国人的超群的文学天赋,德国人在音乐艺术等领域的成就更是令人钦佩不已。德意志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极浓的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意识的民族,不仅产生了克劳塞维茨等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而且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令世人生畏。

德国重视教育,文明程度高。德国取得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高度重视国民教育,着力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国民素质,从而为国家的振兴提供强大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对此,普鲁士元帅毛奇在普法战争胜利后曾经自豪地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国家。早在1717年,普鲁士帝国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就颁布了一项《义务教育规定》,明文规定“所有未成年人,不分男女和贵贱,都必须接受教育”。在普鲁士,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必须的义务,而国家则为它的公民提供免费教育,通过教育,灌输民族统一的思想,全面提高国民的素质。当有些大臣劝威廉一世考虑办学经费问题时,国王斩钉截铁地说“:这些钱相对于我的长远收益来说,算得了什么?我推广教育,改善的将是我整个国民的素质啊!”威廉一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大帝继位后,坚决

贯彻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于1763年8月12日亲自签署了世界上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德国在发展教育方面首先是教育理念的变革。主张公民受教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在将来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其二是提倡教育和研究的有机结合。三是建立灵活的教育制度。四是职业技术教育十分发达。德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世纪60年代,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在普及全民教育的同时,普鲁士还建立起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现代大学——柏林大学。国王威廉三世把豪华的王宫捐献出来作为大学校舍,同时保证国家必须对教学和科研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柏林大学的活力与人才培养,为德国强国梦想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也为全世界现代大学模式开了先河。

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大学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国民素质的大幅提高使德国终于在1871 年实现了统一,并一跃而成为世界一流强国。19 世纪中期后,德国的科学家所做的贡献,比英国、美国、法国的总和还多得多。从 1851 年到1900 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的成果达到 202 项,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居世界第二位。直到今天,德国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大国之一。

德国人性格中有好战,尚武的一面。

最初的日耳曼人是一群群四处流浪的游牧部落,他们不断征战不断掠夺,用血和泪书写着自己和他人的历史。他们在磨难中走向坚强,走向强大。直到公元后5世纪,日耳曼人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法兰克王国。然而,法兰克王国的王权总的来说是不稳固的。他的第一任国王克洛维死后,国家便被他的四个儿子瓜分,各霸一方,相互厮杀。同时,版图逐渐扩大的世袭诸侯也对王权构成威胁,尤其是分封的领地在边界的诸侯,他们可以征大量的税,可以招募军队以防异族入侵。同样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之间为争夺王权相互残杀,给日耳曼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此状况,德国的强大邻国们无不暗自窃喜。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是从法律上分割了德意志,使德意志分裂的局面合法化,体系化。条约规定,对各诸侯国,“确认享有他们自己自古以来的权利,特权,自由,优惠,自由行使领土权,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或是礼遇性的权利”,各诸侯国可以独立的实施外交和缔约权,但是“不得针对皇帝和帝国。”

德意志从此“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帝国的各种机构已经腐败到了不可僬侥的地步,皇帝几乎只有授予贵族称号的权力,累根斯堡帝国议会是用最无聊的闲谈来消磨时间的各邦公使大会,韦茨拉尔的帝国最高法院是以审理案件最为拖拉而臭名昭著的全欧洲的衙门,而帝国陆军简直是一群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稻草人。”①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是德国人的邻居法国人的胜利。法国把威斯特伐利亚称为“法国皇冠上最佳的宝石之一”,并把各邦国的权力称为“德国的自由权”极力维护。直至俾斯麦为统一德国接连征讨丹麦、奥地利,之后又即将把刀剑架在法国的脖子上时,法国人仍不愿更改初衷。梯也尔曾在普法战争之前的一次国民议会上说:“我请求德国人思考一下欧洲政治的最高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德国应由若干独立政权来组成,它们之间仅仅由一根联邦方式的丝线连接着。”实际上,德国当权的诸侯们也对此原则予以默认。

170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腓特烈·威廉之子)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向法国波旁王朝宣战,借以换取国王称号。1月18日,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并从此展开了普鲁士王国200多年的显赫历史,也就是德意志诸邦中这一个边陲小邦,迸发出惊人的力量,以它为主导统一了德国。

德国历史上的一代伟大君主出现了,这就是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在1740年继承王位,即位7个月之后即进攻西里西亚,从而引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通过战争,腓特烈二世树立了“军事天才”的个人荣誉,并将普鲁士变为一个军事国家。腓特烈二世同时还从伏尔泰那里接受了启蒙主义思想,改进司法和教育制度,鼓励宗教信仰自由,并扶植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到1786年腓特烈二世去世时,普鲁士已经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其行政机构的高效率和廉洁为欧洲之首。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的国力急剧增强,尤其是军事实力,在“普鲁士就这样演变成一个军人和为了进行战争的国家,一个强权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高度井然有序的机械式效率与有关政治服从以及对受命于天的统治者负有义务的传统观念相结合在一起。”②当时的柏林,军队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1/5,而在全国这一比例达到了4%。成为德意志土地上的一个强盛之邦。然

①②

【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9页。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页。

而,腓特烈二世在国内推行开明统治的时候,在国外却不断推行战争政策。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国家的一切都要服从军事的需要,在他看来,“没有武力后盾而进行谈判,如同没有乐器而演奏音乐一样。”这就为后来的德国树立了创建一支军事力量,一支征服军的榜样。在这方面,腓特烈二世的作用,超过了任何一位德意志统治者。他的军队训练严格,纪律森严,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军事工业处于首要地位,受到优待,军事力量颇受崇拜。军队的特殊地位,军官团,军事部门凌驾于民政部门之上,这些普鲁士的特点后来也潜移默化而成为整个德国的象征。日耳曼人形成了战争传统和近代军国主义专制主义体制结合,激发了民族的好战和尚武的性格。这对德国的影响深远,德国的统一是走战争之路,通过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以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创立了第二帝国。德国试图改变现状,也是走战争之路,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世人看做是一个穷兵黩武得国家。

第三,德国历史上是一个盲目相信和崇拜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专制性国家,其外交文化中有着浓厚的权威主义。

德国人的服从性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思想渊源的,这培养了德意志人对专制主义的忍耐力。日耳曼人早期的民主制度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军事首领的权力越来越大,由下级军事首领组成的扈从队的权力也日益得到加强。为保护既得利益,军事首领们越来越倾向于从其自己的家庭中来选择继承人,选择制度逐渐为世袭制度所取代。在德国,这种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出于掠夺土地和食物的需要,日耳曼人形成了对其首领的崇拜,把他看作是上帝的化身,并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他。他们发誓要忠于自己的首领,并严格遵守自己的誓言,从而产生了对首领的盲从。这种对领袖的忠诚与服从随着岁月的变迁与历史的发展已深深地植根于日耳曼人的性格之中。 世袭制不仅存在于社会和军事领导阶层,在家庭中也产生了世袭制,在清除了罗马人的统治之后,日耳曼人逐渐定居下来。最初,共有的土地是根据人口数量定期分配给大家庭耕种的,后来也演变成了可以世袭的私有土地。在世袭制下,长子拥有特权,而次子的处境则极为悲惨,只能得到很少份额的土地。他们朝思暮想的便是夺取他人的土地为己有。

马丁·路德是近代德国思想文化的奠基人。16世纪初,正是他高举宗教改革的大旗,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东欧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他在解除德

国人身上的宗教神权的枷锁的同时,却又给他们套上了世俗政权的枷锁。他人为一个基督徒的自由只是一种内心的自由,是纯精神范围的,只有上帝知道;在世俗事务方面,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完全服从业已确立的权威,人们应该服从权威,安于现状。他曾经谈到:“世俗权力是受上帝的委任来惩治奸邪、保护善良的”,因此,“如果世俗当局说,二加五等于八,那么你必须相信,并且认为自己的算法是错误的”。他公开呼吁“尊敬长官”和“服从政府”。我们还可以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所宣称的上帝创造“预定和谐”、马克斯·韦伯有关统治和合法性的理论中探视出德国人的强烈的服从观念。①

在普鲁士创建之初,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将修士生活方式和骑士生活方式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在宗教骑士团中,有三条誓言:“安贫、守贞、服从”。17、18世纪普鲁士开始建立专制主义体制,其中伴随着军国主义。正如前文所述,腓特烈二世经过一系列改革,奠定了普鲁士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基础,巩固了普鲁士精神。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普鲁士服从的、崇拜权威的传统扩散到了整个德国的精神生活中。1871年宪法明确规定,德意志帝国议会对帝国内外政策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皇帝才是真正的决策者,他不仅掌握德国的军事、外交大权,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解散议会。掌管行政的帝国宰相对皇帝而不是议会负责。德意志帝国实质上是一个以议会制作粉饰的专制国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中写道:“他们盲目的服从领袖,排斥一切独立思考。即使是叛变,只要是领袖说的,他们就会去做。杀害一个失去自卫能力的人,并不认为是可耻的;相反,如果没能按照领袖的要求去杀死一个人,却是奇耻大辱。没有个人的功绩,一切归根于领袖”。威廉二世就在集会上宣称:“德国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如果你们的皇帝命令你向父母开枪,你们应当照办。希特勒也是利用了德国人的服从和权威崇拜的性格,步威廉二世的后尘,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二战德国战败后,德国的政治文化在战后开始了一个全新而又复杂曲折的历程,开始了德国的民主道路。

邢来顺:《德国文化解读——人类文化苍穹的双子星座》,济南出版社2005年,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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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邢来顺:《德国文化解读——人类文化苍穹的双子星座》,济南出版社2005年。

10、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

11、宋伟:《关于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论:批判与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2 12、【英】杰弗里·帕克著,《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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