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演讲稿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让法治光芒照耀每一颗心灵》。

　　今年是“六五”普法的第四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以“五年规划”的形式开展普法教育以来，这场声势空前的全民普法运动已持续近30年，无论在规模、内容和形式上，都堪称中外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

　　在党的xx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记者走访了多位法律界专家、官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他们对全民普法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提出，在中央提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历史新起点上，普法教育应进一步调整定位，理顺机制，增强针对性、创新性与实效性。

　　全民普法：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

　　20多年前，曾有一位老农把一头生了病的牛送到检察院，请他们帮忙“检查”“检查”牛得了什么病。“这并不是一个冷笑话，而是在基层普法干部流传甚广的一个真实故事。”福建晋江市司法局副局长王腾阳对记者说。

　　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法律常识还处于亟待启蒙的阶段。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知法、用法、守法、敬法”的公民，规模宏大的全民普法正是这种背景下开展的。

　　“从‘一五’到‘六五’，近30年持续不断的普法教育，如同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说，我国国民法律知识和法治素养，相比当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全民普法功不可没。

　　全国普法办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司法行政机关中普法和依法治理专兼职工作人员超过1。1万，普法志愿者队伍达4。7万多支、总人数超过157万，各类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法制宣传栏目总数达2。4万个。一个由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司法行政部门具体组织、全社会参与、“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民普法工作网络基本形成。

　　持续多年普法教育使公民与法律之间的疏离感明显降低，多年从事普法工作的王腾阳对此深有感触。王腾阳告诉记者，晋江一个外来务工人员高密集中的地方，以往发生劳资纠纷，工人们习惯于找老板、找政府，甚至以跳楼自杀、堵门堵路相挟;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变化，司法部门受理的劳资纠纷、劳动仲裁案件逐年增加、申请法律援助的也越来越多。

　　“全民普法有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说，从20多年前不知“法”为何物，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法律是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这本身就是普法效果的具体体现，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从“知法”到“守法”：普法教育永远“在路上”

　　受访的法学专家们认为，近30年的全民普法在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了解法律常识层面成效斐然，但在“用法、守法、敬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认为，“知法”并不等同于“守法”、“依法维权”也不代表法治的全部内涵。当前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尤其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法律意识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问题依然存在。

　　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思维，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司法权屡遭滥用，公民合法权益屡被侵犯;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闹不信法”;全社会“敬法”氛围尚未形成，钻法律空子、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层出不穷;“法不责众”心态下，法律底线屡屡被突破;守法环境差，“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悖论依然存在。

　　受访法律界人士认为，在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公众对法律常识和法治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亟待提升，而现有的普法模式显然难以适应新的要求。

　　从基层反映来看，当前的普法模式仍旧偏向于单向的法律知识“灌输”，在普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做法。有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普法就是“发张卷子、做做样子”，一些地方每年组织一次普法考试，卷子下面就附着标准答案。“这样的普法难以产生实效，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方向、湖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秦希燕等专家学者认为，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以面向普罗大众为主的“教化”式普法，今天的全民普法更应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信仰的养成。只有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带头敬法、守法，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全民守法”的深厚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普法还任重道远。

　　全社会参与：让法治光芒照亮每一颗心灵

　　xx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新形势下，法制教育的机制体制亟待改革，全民普法功能也必须重新定位。

　　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沈春耀说，从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来分析，人权保障和人本取向是当前法治建设的重点，全民普法的重心和功能定位应作出相应调整。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公权过度膨胀、私权缺乏保障”的问题，因此全民普法应区分不同的重点，对公民普法的重点是树立依法维权的意识、不弃权;对公权力普法的重点则是严格依法、不越权。

　　在普法的形式上，要更加注重“参与度”与“互动性”。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表示，实现普法科学化参与互动，要让公众参与立法、执法、司法、调解等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产生递增和放大效应。

　　从操作方式看，单向“灌输”式普法模式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增强全民普法的“互动性”、“参与度”，应在继续发挥原有渠道作用的同时，整合各地现有普法网络，开辟全国统一的普法网络平台，更加重视发挥新媒体作用，以更广、更活、更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丰富全民普法的形式和内容。

　　从普法的主体上看，司法部副部长张彦珍认为，全民普法不能仅靠行政推动和部门实施，必须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鼓励社会力量、民间组织和企业参与，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搭建全民普法平台。

　　与此同时，全民普法还应与国民教育结合起来，加快推进法治教育进课堂、进教材。通过全民普法的深入推进，使公众逐渐由“知法、用法”向“守法、敬法、护法”转变，把普及法律知识与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在整个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使法治真正融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