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当我走向着神圣的讲演台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惭愧。我知道，面对默默奉献了和奉献着自己青春年华的我的前辈和同事，我自惭形秽，我是踏着他们的肩膀走上来的。也正是他们那无私的奉献和无悔的爱，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力量，这也正是我今天要汇报的主题——无私的奉献，无悔的爱。
无悔的选择
1988年夏天，我告别了潍坊医学院，带着对大学生活的无限眷念，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了中心医院。医院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从事传染病专业。当时我想，只要不脱离了自己大学5年为之奋斗的医学专业，只要不临床专业，只要能为病人解除痛苦，干什么专业知识分工不同，何况当时传染病专业正缺年轻医生，便愉快的答应了。可日后接连发生的一些事情却是自己终生难忘的。
传染病科的条件的却令人难以置信：病人与医护人员一同出入，没有清洁区，没有澡堂，没有厕所，甚至没有起码的隔离衣裤，但病人较多，工作量较大。工作条件再差，我们能够坚持，工作量再大我们能够承受，但当一部分人对我们工作性质不理解，甚至谈传染色变、望而却步的时候，当我们成为中心医院“三等公民”的时候，我也曾苦恼过、彷徨过。
一天晚上，我与护士长值夜班，巡视病房时发现一位患者有“肝昏迷”情况，便下医嘱输“祛氨药”。当实习医师与实习护士一同前去输液时，却被“骂”了出来，我便与护士长一同前往病房，只见患者烦躁不安、大喊大叫，骂声阵阵，不堪入耳。护士长靠近并准备为其输液时，他竟脱口而出，“你真漂亮，来，上床吧”。我上前询问病情，得知他神智尚清，便好言相劝，他却说道：“别看你是四眼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大家知道，肝性脑病患者唯一的有效治疗就是祛氨药物，而不能镇静。当时，甲型肝炎流行，病房不够，便在院子里临时搭建了板房，这个病人就住在板房里，围观的病人及家属挤满了病房门口，两病房后面的窗户上都有人在观看。我们实在委屈极了，但还是陪着笑脸做说服工作，并在其他病员家属协助下完成了输液，病人安静了下来，第2天神智完全清醒。而当日及后来，患者家属从未提及此事，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说声“对不起”。是的，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无权对病人提出指责，因为他处于病态，但对于家属的无动于衷实在不解。我们是为病人治病的，不是挨骂受气的，因为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啊!但无论怎么说，经过一晚上的努力，当病人神志清醒并转危为安时，我们还是很欣慰的。
传染科重病人多，职业风险大。科里很多人都挨过患者的拳打脚踢，很多同志脸上被昏迷病人的分泌物溅上过，我们照常跟肝炎病人，甚至是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我们分享了患者失去亲人的痛苦及死而复生的欣慰，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但我们不能忍受常人甚至是医务人员对我们的冷眼与鄙视。参加工作不久，一些热心人便张罗着给自己介绍女朋友。一次，一位同事介绍了一位女同志，她得知自己在中心医院工作，非常高兴。而进一步知道自己在传染科上班时，便反复追问平时都接触什么病人，会不会传染，能不能调换科室。虽然自己不厌其详地告诉她，只要平时注意是不会被传染上的，我们科室里那么多老同志都没有得传染病，医院工作有分工，传染病专业总得有人干，调整专业一时较困难，但她还是晴转多云，多云转阴，最终不辞而别;90年夏天，正值乙脑流行时，因晚上加班抢救病人误了一次约会，一位同事给介绍的“女朋友”告吹，后来托人解释也无济于事。所有这些，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不理解医院工作的人不值得我去爱，不热爱传染病专业的人，我不能接受她的爱!
一切为了患者的利益
大家知道，传染病的特点之一是流行性、季节性，由于预防工作的实施，在我国北方，一般传染病多为散发，但每年夏天却都有乙脑流行，且每四、五年就有一次大的流行，这炎热的夏天就成了我们工作最紧张的季节。
90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刚接夜班不久，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中年男子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女孩闯进护士办公室，经初步诊断为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当时患儿高热、抽风，脑水肿明显，出现严重痰阻、呼吸衰竭，在科主任的指导下我迅速为患儿做了处理，并及时做了气管切开，挽救了患儿的生命。从此又一个难忘的夏季来临了。
这年夏天特别热，雨水也特别多，乙脑在青州、临朐等地暴发流行，在第一例患儿入院后的10几天里，每天都有5、6名患者住院，最多时一天收住10余人。病床加满了，走廊加满了床，便腾出医生办公室安置病人。大家知道，乙脑患者起病急、进展快、变化多、病死率高，且无特殊治疗。高热、抽搐、呼吸衰竭三者并称“三关”，三者互为因果，需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医护人员每一个细小的疏忽都可能断送病人的生命。一会儿病人抽风，一会儿呼吸困难，一会儿病人烦躁，不等处理完这个病人，那个病人病情又有新的变化。这段时间里，医生不能在办公室坐立5分钟，除了办公室护士外，值班护士不能在办公室站一会儿。事后我做过统计，抢救乙脑最紧张的一个多月里，一名医生平均每天加班3小时以上，上班时能坐下来的时间总共不足半小时;一名护士平均每天从治疗室到病房得走100里路，每天输液近千瓶，科里就像大集市。此时，也只有此时，传染科才会成为全院的焦点：下乡扶贫的同志回来了，轮转急诊科的同志回来了，还是不能保证工作正常运转;医务科、护理部从小儿科、神经内科选派了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前来帮助工作;院领导、医务科领导多次来科室协调，护理部更是从主任到工作人员全部靠在传染科;所有加床及输液器械，在接到传染科请求的当天总务科派人送到;只要一个电话，病员食堂便将热腾腾的夜班饭送到科里……。科室内部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本科一名年轻医生、一名护士包两个病房，实行一条龙负责制;老同志带领其他科来协助的同志负责走廊及医生办公室病人，病人病情危重时随时协调往病房里搬;科主任、护士长负总责，做到忙而不乱。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宁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尽最大努力挽救每一个患者的生命，以无愧于“白衣天使”这一崇高的称号，无愧于救死扶伤这一神圣的使命。
工作是紧张的，但我们同时也分想了患者转危为安的成功的喜悦。记得住在抢救间的一位患者，因发热、头痛3天，神志不清1天入院，入院后病情迅速恶化，呈中度昏迷状态，混活性呼吸衰竭，有时躁动，脑水肿明显，肺部感染严重，随时都有脑疝及窒息的可能。征得科主任同意后，立即采取加大脱水剂用量，甘露醇、速尿每两小时交替应用，莨菪类药物及呼吸兴奋剂的应用，抗感染及镇静剂的应用等综合治疗。经过一晚上彻夜不眠的努力，第二天患者奇迹般醒来。望着“死而复生”的儿子，患者年逾七旬的老父亲扑通一声跪倒在科主任和我的面前，老泪纵横。后来，病人出院后，这位读过私塾的老人寄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称我们是“华佗再世”。而我们深知，我们不是再世华佗，我们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尽了我们应尽的职责。
当我们对90年的情景还记忆犹新的时候，今年的夏天，乙脑又一次像魔鬼一样席卷而来。患者有在痛苦、在呻吟、在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神圣的使命又一次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再一次投入紧张激烈的战斗!
无私的奉献，无悔的爱
五年过去了，虽然我们早就预料倒今年乙脑会大流行，虽然我们早就重新制定了今年乙脑流行的防治方案，虽然我们科大多数医生都经历了90年那惊心动魄的夏季，但事过境迁，五年前组织抢救乙脑的科主任、护士长已先后退休和调离，科内医生严重缺编(我科编制医生9名，实际在编5名)，从护士长到护士无一人连续在传染科连续工作超过3年，且近一半是新来的“临时工”，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病房又一次住满了患者，走廊上又一次住满了患者，病人还在增加。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刻，从科主任到医生，从护士长到护士都没有被困难吓倒。人员不够我们加班加点，业务不熟从头学起，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全力抢救每一位患者，我们有一次调动全部力量投入了这场战斗。
无需泛泛地讲述我们是多么紧张忙碌，还是讲述一下自己工作的普通一天吧。
一天晚上，劳累了一天后刚刚进入梦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是科里一病人需立即做气管切开，值班医生把电话打到科主任家中，科主任要自己同他去一同去抢救病人。跟家属谈话、准备手术、气管切开，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传染科病房的条件大家是清楚的，夏天夜晚的病房内同样是炎热的，手术过程中汗水顺着我的背部、面部躺了下来，湿透了手术衣，手术出血溅在自己的口罩上、眼镜上、帽子上，正在手术中的我又怎能顾得上这些呢?手术很顺利，病人挽救了，当做完手术回家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第二天七点多钟来到病房，紧张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一天自己值夜班。上午查房、处理医嘱、讨论病例，做完这些常规工作已是十一点了，这时又有一名病人因呼吸衰竭、昏迷、痰阻，必须立即气管切开。这时如果自己回家吃饭，让其他医生做气管切开也理所当然，但自己是主治医师，且对气管切开较为熟悉，还是义无反顾的留下来，为病人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完成已是十二点了，自己还要值午班，中午饭就没能有吃。中午值班时收住院病人3名，并为其中的一人做了腰穿，处理完病人下半时已是下午四点。晚上值夜班，接近凌晨三点向值班护士做了必要的交代后去值班室躺下，四点多钟又有一位患者病情变化需要处理，一个小时后处理完毕，待患者病情稳定后，东方已经泛白。这时又有患者不断出现病情变化，自己也就不可能在休息了。第二天参加课内危重病例讨论、处理分管病员，下半时已是中午11点多了。而当天下午、晚上，又两次陪同科主任去科里抢救病人。
这仅仅是普通第一天，乙脑流行以来，这样的日子太多了，每个医生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每个人都这样默默的做了。
由于经常不能按时上下班，且下班后又经常去科室加班加点、没白没黑地抢救病人，一向容忍、支持自己的妻子终于沉不住气了：“你们整天没白没黑地干，到底挣了多少钱，不是连奖金都没有吗?”我又怎样向妻子讲呢?是的，我科上一季度也较忙，但奖金却少得可怜(就是这一季度也不会比其他科室多)。但面对痛苦、呻吟、昏迷，随时都有可能离我们而去的患者，我们又怎能仅仅考虑金钱呢?实际上传染科奖金历来就很低，这种价值体现的悬殊也时时撞击着自己的心扉，也知道这种状况不会得到改变，但不给奖金我们就值患者的利益于不顾吗?不可能，从来就不可能!
自己结婚较晚，孩子尚小，由于科室工作忙，没法照顾，便将不足八个月的儿子送到岳母家，请老人帮着照看。岳母家离医院不足三里路，起初自己还能在下班时间或上下夜班的空里去看望一下儿子，后来一是时间较紧张，二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又要去科里抢救病人，有时三五天不能见到儿子一面。一天下夜班后去岳母家，刚进大门便听到儿子的哭声，打开房门，儿子在嗷嗷直哭，年迈的岳母也在流泪。此情此景，我不禁蔌然泪下：可亲可敬的岳母啊，您的女婿对不起您，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您老人家受累了;淘气可爱的儿子啊，爸爸对不起你，为了更多的孩子，爸爸让幼小的你没有享受到更多的父爱!但是为了工作，为了所有的母亲与儿子有一个完整而温馨的家，我又怎能不义无反顾呢!
我的汇报就要结束了。我知道，如果没有医院领导的关怀，没有兄弟科室的大力协助，没有全科同志的齐心协力，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只是这个战斗集体的普通一员，我所讲的也只是我们工作的某些片段。就在深夜我组织这篇汇报材料的时候，我的眼前还不断涌现白天那忙碌的景象，同时也呈现着深深地忧虑：一个月过去了，传染科没有一人休班，总是加班加点，就像一条拧紧的法条，但惯性的运转及弹性的限度是一定的，科主任刘建国病了，边输液边上班;副主任段林生病了，发烧、咳脓性痰，不得不输液;副护士长董玉华的父亲外伤来医院看病，看到女儿较忙，不愿给女儿添麻烦，输了两天液便回家，后来伤口严重感染;年过半百的副主任医师陈文英同小伙子一样分管病人、上夜班;夏德全科长感冒发烧、腹泻，也照常上班，完成医务科工作的同时来科里指导工作;就连我这一向不知疲倦的人，每天下班后都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两腿发软……。
面对患者，我们奉献了所有的爱，面对金钱，我们显得格外冷静。有一位经我们全力抢救脱离危险的患者家属，不知怎么打听到我的家，简短寒暄并询问病情后，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说，“一点小意思，请收下我问的心意”。被我拒绝后，他再次把手伸向口袋(可能觉得我认为少了)。我对他说，若仅仅是为了钱，我们是不会这么没白没黑地拼命地，我们的确很穷，很需要钱，但比金钱更珍贵的是相互间的理解与信任，是一颗诚挚而善良的心。因为我们的社会里，更需要无私的奉献，无悔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