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对收礼、送礼的记载比比皆是。诸如，天下闻名的孟尝君，受困秦国不得脱，无奈之下只能送礼，即“取所献狐白裘”，“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后来刘邦也如法炮制了同样的事情，以解白登之围。
太史公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讲了一个故事。齐威王八年，楚国对齐国大举进攻。齐王派卿大夫淳于髡（kn）到赵国去请救兵，并带上礼品黄金百斤、车马十套。淳于髡听后仰天大笑，齐王问道：“你嫌东西少了吗？”
淳于髡回答：“哪敢嫌少。”
齐王追问：“那你笑是什么意思？”
淳于髡回答道：“臣想起今早遇到一个人的可笑行为，故觉得好笑，但绝无嘲笑王上之意。”
齐王问道：“今早有什么可笑的事发生，给寡人讲讲。”
淳于髡回答：“臣今天早上在上朝的路上，经过田野，看见有一个农夫跪在路旁祭田，他举着一只小猪脚爪，端着一盅水酒，嘴里振振有词地祝愿说：‘土地爷啊，求你保佑，让我五谷满仓，猪牛满圈，金银满箱，儿孙满堂！’我见他手里拿的这么微薄，嘴里要求却那么奢厚，所以越想越好笑。”
齐威王听后默然，于是就增加赠礼，给淳于髡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一百套。淳于髡辞别动身，到了赵国。果然，赵王给他精兵十万，战车一千乘。楚国听到这个消息，连夜撤兵离去。
国与国之间，送礼少了、轻了不行，否则诚意不够。淳于髡是明白人，对于国运，必须送赵国重礼，否则事情办不成，保不住还“国灭”了。
到了后来，送礼收礼往往和行贿受贿连在一起。比如清代，送礼收礼不仅是官僚们的“必修课”，而且是明码标价的真金白银。门包、冰敬、碳敬、别敬之类的礼尚往来，更是家常便饭。
雍正元年被革职的吴存礼，从康熙四十九年任云南巡抚，十三年间，送礼达五十一万五千七百零八两，在革职的当年还给大学士李光地、礼部尚书张鹏翮分别送礼两千五百六十两和一千两，而李、张二人素以清廉闻名，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究其原因，官僚俸禄极低，是清代官僚系统收受“礼物”的重要原因：以品级论，七品官年俸四十五两银子，一品官年俸一百八十两银子，这样的收入根本不可能维持普通官僚家庭的吃喝用度。
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卫在奏折上声称自己一年的耗费是八千两白银。而李的同僚田文镜在奏折中声称，“河南巡抚一年的陋规高达二十万两”（《治官手册：雍正和他的大臣们》）。
不过，在名人的“礼尚往来”中，也有很多并不看重金钱。民国时期的“北洋三杰”之一、曾四次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虽被后世称为醉心权术，但他并不贪财。
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套极其珍贵的围屏，围屏浑身上下镶嵌着各种炫目的宝石，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还半夜里起来抚摸围屏。结果，段祺瑞第二天就令人把围屏抬出去物归原主。
“东北王”张作霖曾给段祺瑞送过一些东北特产，结果段祺瑞只收了两条鱼，其他一概不收。当然，段祺瑞不收礼也有例外，他将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全都收下了，据说，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再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冯玉祥送礼送南瓜，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恶搞之意。几年之后，吴佩孚在洛阳过寿，冯玉祥再次恶搞了一把。1924年农历三月初七，吴佩孚办五十大寿，别人都送金银珠宝，而冯玉祥的礼物却是一罐冷水，以此来形容“君子之交淡如水”，并说明这罐子水是玉泉山的“天下第一泉”之水，要送给“天下第一人”，其水清澈透明如镜，正好比大帅为人。吴佩孚只好说：“好，好，知我者，焕章也。”
当然，冯玉祥送礼也是看人下菜，他有拿出手的东西，绝非南瓜、清水可比。溥仪大婚时，冯玉祥送上大喜白玉如意一柄，藏青、银灰绮霞缎衣料二件，酱色、古铜绮霞缎马褂料二件。
不过，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却没有提到冯玉祥送的礼品，而是记载了黎元洪送的八件礼物：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以及徐世昌送的两万贺礼、二十八件瓷器和一件龙凤地毯。或许，在溥仪看来，冯玉祥的礼物“不值一提”。
黎元洪、徐世昌二人都当过北洋政府的总统，冯玉祥出手虽比不上他们，但比起他送给段祺瑞和吴佩孚的礼物，要强多了。巧合的是，没几年，把溥仪请出紫禁城的正是冯玉祥，不知溥仪心里作何感想。
除去金银珠宝、奇珍异宝，中国人送礼也喜欢雅致的，字画首当其冲。比如，溥仪大婚时，黎元洪送了贺联（“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一代枭雄吴佩孚办五十大寿时，除了冯玉祥的一罐清水，当然也收到过不少寿联，其中一副是康有为写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及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寿联对仗工整，霸气外露，把吴佩孚看做一方雄主。的确，吴佩孚当时是有这个实力的。不过，在此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以惨败而终，逃往四川，最终远离了权力的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