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南阳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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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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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5 08:02
南阳市宛城区曲艺团是南阳大型曲艺演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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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阳曲艺
南阳曲艺形式多样，素有：“书山曲海”、“曲艺之乡”之称。大调曲子、三弦书、鼓词、槐书、锣鼓曲、善书、故事植根深远；河南坠子、评书广为流传；另有渔鼓、*嗡、莲花落以及相声、山东快书、竹板书等形式。各种曲（书）目计约3千部篇。
南阳曲艺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南阳为楚国疆域，素有“北楚”之称。长达800年的楚文化是南阳历史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1978年在淅川下寺的春秋楚墓中出土的编钟、石排箫等九十余种古代乐器，其音律准确，音质清晰，数量、种类之繁多、制作之精美，足以反映三千五百年前这里的音乐、歌舞之盛行。
南阳汉画馆搜集的大批汉画像石，雕造工巧，形象生动，内容丰富，不仅反映了古代艺术大师的创造才能，也显示了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真实地记载了汉代南阳各类艺术的状况，保留有最早的说唱艺术迹象。乐舞百戏是集乐舞、说唱、杂技、角抵、滑稽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是后代各类表演艺术的雏形，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但的确孕育着这些方面的因素，曲艺就是其中的一种。图中的弹奏琴瑟伴唱同现代曲艺中的大调曲、三弦书的演唱形式十分相似；击桴鼓者，似乎边鼓边唱，其鼓状与今鼓词中所用之鼓也很相像；汉代的相和歌，是一种用歌唱讲故事的形式，已显露出说唱艺术的前期迹象，是最早的曲艺；而南阳汉画馆珍藏的汉代“抱相俑”则可证明，两汉时期“相和歌”已在南阳流行了。
唐代的南阳，因与国都长安、古都洛阳相近，遂成为南北交通之要冲，促进了南阳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地艺术活动的相互交流。李白诗中“清歌遏流云，*有余闲”（《南都行》）的记述，清楚地反映了唐代南阳文化艺术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俗讲”，它由宣扬佛教思想的讲经演化而来，具有故事性和伎艺性。《明嘉靖南阳府志》记：“裕州（今方城县）普娅严寺在城东大乘山，为唐法本禅师之道场也。”道场，就是当时“俗讲”讲唱佛经的场所。
产生于元代宫廷和民间的北曲，以演唱元曲小令为基础，是大调曲子的最早溯源。南阳艺人曾在城东柴阁老坟地，发现有记述元代宫廷鼓子派情况的墓碑。到了元代中末叶，由于元曲植根于不同地域，受其当地语言、民俗的影响，而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民间音乐，使其渐衍分化，发展形成了不同声腔、不同板路的不同剧种和曲种。这种不同地域不同剧种的形成，是我国戏曲、曲艺艺术发展中的一次大的飞跃。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23子唐定王朱柽于南阳，随带一班宫廷歌女乐手，其中的鼓子派同南阳民间的鼓子派逐渐融为一体，为南阳鼓子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朱柽在南阳大兴土木，建造王府，筑起供玩乐的园林，常宴乐其间。王府中的乐户、伶人的歌舞活动，对后来南阳的说唱艺术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清朝雍正年间，宫中鼓子派代表王翰林回到南阳老家城东柴庄，随带艺徒多人，回来后专门研究鼓子曲。先后有不少外地流散艺人、梨园子弟来访，带来了很多外地曲牌，推动了南阳大调曲子的发展。乾隆年间，又有邓县周四少从北京带回了“垛子”曲牌，以此作为曲头曲尾，中间嵌以其他曲牌，形成了垛子套曲，在南阳一带演奏。清代由于驿道的开辟，由北京至云贵，多取道南阳，加之驿站紧靠白河码头，成了水陆交通要道。交通便利带来了经济繁荣，更促进了文化活动的交流。安徽的太湖曲、北方的码头曲、西部的背弓曲、南方的蛮曲、倒推船等，不断地为南阳大调曲子所采纳、吸收、使用，形成了南阳大调曲子独特的风格，并奠定了坚实、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曲调曲目一新再新，习唱的人有增无减，南阳大调曲子以它独特面目逐步成长、完善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曲艺艺人多为流散演出。50年代初，以南阳市“宛曲改进社”为代表，有了曲艺组织。60年代，13个县市普遍成立了专业表演团体，一批说、唱、表演俱佳的青年演员，特别是女演员的出现，为曲艺的繁兴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曲艺作家袁清岑、兰建堂、闫天民等，创作了一大批深为观众喜见的曲目，1997年，中国曲艺家协会命名南阳市为曲艺之乡。
南阳曲艺种类
南阳曲艺种类繁多，如：大调曲子、三弦书、鼓词、槐书、锣鼓曲、善书等故事植根深远；河南坠子、评书广为流传；另有渔鼓、*嗡、莲花落以及相声、山东快书、竹板书等形式。各种曲（书）目计约3千部篇。
大调曲子
原称“鼓子曲”。是南阳地区主要曲种。源于明、清俗曲。初兴于开封市 ，清乾隆年间传入南阳后，逐渐形成不同于开封鼓子调的曲种。20世纪30年代，因河南曲剧俗称“小调曲子”，鼓子曲改称“大调曲子”。音乐结构为曲牌连缀体。因每一连套形式常以[鼓子头]开始，[鼓子尾]收煞，故名鼓子曲。
现存曲牌160多种，大致分为常用鼓子杂牌、小昆牌、 大牌子和部分非常用曲牌。此外，还有板头曲（器乐曲）数十首。
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古筝、琵琶为辅，手板、八角鼓击节。专业曲艺团队出现之后，加入二胡、大提琴、阮等。传统的演唱形式均为坐唱。后改以站唱，其后又出现了对唱、群唱及带有表演的弹唱形式。
旧时大调曲多为自娱自乐，无专门从业者。演唱、演奏者统称“曲友”或“玩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影响较大的有曹东扶、郑耀亭、郝吾斋、赵殿臣、李文钏等。50年代后，王富贵、张华亭率先售票演出。专业曲艺团队出现之后，有了白灵芝、胡运荣、刘花枝、宋万荣、曹献珍等一批女演员。大调曲子盛行的60年代中期，南阳全区专业演员、伴奏员70余人。同时，各地业余演唱活动繁盛。知名者朱富庆、黄天锡、张留长等。
大调曲子现存曲目近1300个。取材十分广泛，有历史故事“三国”、“水浒”，有古典名著“红楼”、“西厢”以及民间传说《白蛇传》、《梁祝》等，也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安安送米》、《李豁子离婚》等，较古老的传统曲目《王大娘钉缸》、《尼姑恩凡》、《目连救母》等。50年代以后，各时期代表作品如《渔夫恨》、《纸老虎再现原形》《刘胡兰就义》、《风雨盼亲人》、《二嫂买锄》等。
三弦书
全称“三弦铰子书”，又称“铰子书”，早期称“ 板书”。因用三弦、铰子（小铜鼓）伴奏得名。南阳主要曲种之一。音乐大致分铰子腔、鼓子腔两大类。
约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南阳县秀才何老窝，乾隆四十年（1775年）方城县三弦书的一代宗师沈大楼都已开始演唱三弦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新野县艺人冯国有也在本县演唱三弦书。据方城县三弦书艺人张明川讲，他13岁开始学艺，可上溯四代：*张士德、师爷范龚先、曾师祖龚一圈、太师祖沈大楼，上溯三弦书的历史已有250多年的历史。最流行是在清光绪年间，当时南阳三弦书艺人就有三四百人之多。由于三弦书艺人所处地域不同，演唱、表演也不同，从而形成了中路、东路、西路三个支派，三个流派各具特点。东路以张永西、老黄先儿、万孝廉为代表，多在桐柏、唐河活动；中路以社旗西桥头为中心，以南阳县的刘永科、赵四差脚为代表；西路大都在南阳县东北部与方城接境的博望一带活动，以南阳县的刘文学、方城的张士德为代表。这时的艺人们多聚集南阳，搭棚演唱举行会演，如三弦书传统书会——三皇会（尊奉天皇、地皇、人皇），参加艺人来自11个县，多时达100余人，演唱三天，竞技赛艺，在当时影响很大。这时的三弦书已达鼎盛时期。
三弦书曲目众多，1963年，仅方城一县就收集曲、书目550个，*中被毁。艺人经常演出的段子有《卖丫环》、《卖杂货》、《红灯记》、《玉环记》《五女兴唐》、《昆山传》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河南坠子的流入冲击等原因，三弦书急遽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以迅速复兴，一批新老演员如裴长义、裴长寿、张玉秀、马香申、潘桂荣、孙国凤（后四位女演）员等，唱红了相当一批曲目。特别是女演员的出现，极大丰富和促进了三弦书艺术的发展，乐器也在原有三弦、铰子、鼓子的基础上，不断增加了古筝、琵琶、杨琴、二胡、大提琴等。
鼓词
鼓词又称“鼓儿哼”、“鼓儿词”、“犁铧大鼓”等。一人演唱，左手击两块钢板，右手击鼓，唱腔属板式变化体，旋律性不强，多似说似唱，以镇平县为集中地，主要分布在南阳、社旗、唐河、新野、方城等县。
鼓词是一种古老的说唱形式，相传是道教宣传教义的工具。汉代时即有击鼓演唱之雏形，唐代的道调、道曲，北宋的道情，都与鼓词的产生有关。南宋时，道情中的一支传唱世俗故事，设场卖艺，作为谋生手段，被称作俚俗鼓儿词，在北方比较盛行。据鼓词艺人统一的说法，是清道光年间山东省单县艺人*传来。1930年，南阳已传至21辈。20年代之前，是鼓词的兴盛时期。此后，由于河南坠子的传入冲击，逐渐趋于衰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翻身文艺”的兴起，演唱活动复苏。70年代，南阳市说唱团李国全等加入三弦伴奏，并改进唱腔，称“南阳大鼓”传统曲目内容丰富，长篇大书有《包公案》、《十字坡》等50多个。
槐书
本地曲种。清光绪年间形成于新野县沙堰镇芦堰村。辛亥*前夕已濒临消亡。1961年，新野县文化馆记录了汝新和所传《打蛮船》、《小姑贤》、《崔罗斗》、《叉衙门》等17个曲目的文字、曲谱，使该曲种得以流传至今。
槐书的基本曲调只有四个乐句。[垛子句]是叙事的主要载体。伴奏乐器原只有一个小锣和个一个堂鼓。60年代搬上舞台后，增加了八角鼓及丝竹乐器。并变单口、双口为多口演唱，唱腔音乐也得以较大丰富。曹献珍、田振荣、吕成敏等演唱的新曲目《夫妻俩》、《俏价姑娘》等较有影响。
锣鼓曲
流行于淅川县。因用锣鼓伴奏得名。又称“地灯曲”。是用民歌连缀说唱故事的形式。曲调多是流行于当地的民间小调、山歌、田歌、号子。有[四六句]、[下河调]、[哭五更]等60多种。曲目多为劳动生活及爱情故事内容。如《小寡妇上坟》、《石榴烧火》、《打牙牌》、《吴三保游春》等。70年代，淅川县曲艺队将其搬上舞台演唱。锣鼓曲还流行于陕西的商南和湖北的陨阳等地。
善书
善书源于唐代的俗讲，至清道光年间，其内容渐被宣讲“十全大善”的民间因果故事所取代，俗称“念善书”。光绪年间，无论是官场的“宣讲圣谕”，或民间的“念善书”，同时在不少地方流行。光绪四年（1878年），内乡知县高袖海，每逢朔望（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在县衙宣化坊前宣讲圣谕；光绪十八年（12年）农历三月三日，桐柏县平氏镇古刹春会有外地三位“俗讲”僧人讲唱善书。桐柏、邓县、唐河三县出现了东华堂、西华堂、三华堂之类的斋公组织，常设“善书棚”念善书。随着念善书的增多，善书刻本流行于市井，南阳县书铺“明善堂”刻印的《义犬救主》等数十种善书刻本也在街市出现。
南阳曲艺的发展
清代，是南阳曲艺文化的发展时期，其原因是交通的便利，各地曲艺的交流，与各地的民风民俗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又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使各种曲艺利用各种方式，如聚会、带徒等，迅速发展起来。
*时期，曲艺文化的改进，极大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同时也促进了其他曲种的风行，如评书（“说黄天霸的”）曲目有《大八义》、《小八义》、《包公案》、《施公案》等近60部，在南阳说唱开去。还有桐柏渔鼓，在*初年有所发展。分布在淅川、西峡两县的“*嗡”曲艺形式，也在流传。
由此可见，*时期的曲艺文化在不断改进，只有改进、创新，曲艺文化才有生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阳曲艺文化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市*、*的提倡、关怀、扶植、指导下，几十年间，由恢复、提高到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建国后，曲艺文化受到各级*的重视，多次组织力量对各曲种进行挖掘、整理，并将城乡流散的曲艺艺人组织起来。1950年，南阳市率先成立了“宛曲改进社”，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成立的当年，就编排了不少配合形势的新唱段，利用文化馆广播对外播放，并到街头巡回演出。邓州市成立了“邓县曲艺改进社”。继而不少县、区、乡、镇纷纷成立曲艺组，组织起来的艺人300有余。另外还有业余、半职业民间艺人1500多人，他们在翻身文艺的大潮中，运用多种曲艺形式，自编自演欢庆，出现了歌唱新中国、歌颂*党、宣传土改、总路线、婚姻法、抗美援朝及反对封建迷信等一大批新曲目，用文艺形式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如宛曲改进社编演的《摔神》、《鸭绿江》、《抗美援朝》、《除恶霸》等；邓县曲艺改进社编演的《渔夫恨》、《王大娘翻身》；南阳县石桥大调曲研究社编演的《喜入伍》、《卖余粮》；云阳曲艺改进社编演的《拔界石》、《挑女婿》等。
1973年，各县市曲艺团、队相继恢复，但统称为“文艺宣传队”，既表演曲艺节目，也要演出其他形式的文艺节目。20世纪80年代的南阳曲艺团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81年全区13个专业曲艺表演团体都进行了业务整顿，1984年又进行了管理*改革，对提高演出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推进社会办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1987年5月，南阳市曲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南阳市曲艺工作者协会，会员达到40余人。
南阳文艺的现状
“十年*”结束后，受*的演员、作者归了队，为了抢救挖掘几近消亡的曲种，南阳文化主管部门，利用创作、会演等形式来恢复三弦书、渔鼓等曲种，如三弦书《八块八》、《卖丫环》、槐书《爱田新歌》、大调曲子《情深意长》等1978年再次赴省演出，都受到好评。
20世纪90年代，由于科技的进步，现代化娱乐工具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如电视、VCD、电脑等，极大冲击了曲艺文化的发展，团体组织几乎濒临崩溃。为了挽救它，党和*采取种种措施，设立曲艺厅、茶社等，另外还有业余爱好的艺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在街头巷尾，吹拉弹唱，露出峥嵘。但也有即将灭绝的曲种，如三弦书，目前各方正努力抢救。
曲艺来源于民间，来源于历代文化艺术的发展衍变，由于它通俗易懂，小型多样，所以适宜在民间流传，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南阳是我国著名的曲艺之乡，享有“书山曲海”的美誉。1997年10月22日，中国曲艺家协会颁布了关于命名南阳市为“曲艺之乡”的决定，决定说：“南阳曲艺，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历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抄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13233501000acq.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