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彩印,在日本本土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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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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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11 04:23
日本的彩印，在日本本土是一种平民的通俗的娱乐。于是前面曾论述过的何以平添一段赏雪场景来替代祥瑞征兆以安排薛王初会之情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那充满风花雪月、吟诗作对的幻境般的古时风雅，一方面极具"中国风情"，带有遥远时空相隔所产生的审美意境，同时又是日常生活的场景，将人生艺术化的东方魅力描述得令人艳羡。《王宝川》的"教父"艾伯克伦比在为该剧本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甚至专对这一场大加赞赏：
"赏雪！这正是熊先生希望向西方的头脑表达和灌输的精华。他笔下那些迷人人物自有一种我们不知的秘密，即怎样去生活的秘密。这也正是我们进入到他们生活与命运的传说中时，他们所传递给我们的。那王宰相于新年园中赏雪吟诗的世界并非全然的幻境，它不会发生在唐宁街上，但熊先生的这个世界、这个拥有着'宝川'之名的年轻女子的世界，是一个精致、得体的真实存在，它显示出的，是一种深刻的人性的真实。"
艾伯克伦比赞扬此剧既反映了中国"深刻的真实"，又是"精华"，当然这是熊十一最希望和需要的声音。但是，即便我们可以以追求更"深刻的真实"来解释熊式一翻译文字中的改写，即便已经知道作者的中国身份确凿无疑，关于是否"精华"这一问题，也有些见多识广者并不像一般大众那样容易满足。这些人的存在，令颇有狂妄之气的年轻熊式一不得小觑。
他们的代表是大文豪萧伯纳和该剧首演女主角梅西·达伦（Maisie Darrell）。二人曾分别在给熊式一的通信和面对面交流中，指出这剧目虽然来自中国，却只是一个平庸的通俗商业闹剧、"大轰大嗡的情节戏"甚至是"烂剧"，无法代表中国最优秀精美文化的传统。其成功不过是因为这样的戏剧比真正的"佳剧"在"奇怪的伦敦西区"更有市场。
针对类似言论，"教父"艾伯克伦比再次站出来辩护：正如"日本的彩印，在日本本土是一种平民的通俗的娱乐，但当贩运到欧洲，便被视为一种极其精美的艺术。而中国在审美文化上无疑远胜于日本。没有什么比从中国的大众流行商业剧《王宝川》被译为英文即显示出其文学品格一事，更能提示我们中华文明的本质了"。熊式一想必会感谢他的解围，但内心则未必会相信这几句轻巧话就有十足的说服力。
最好的回击，当然是将此剧演出的成功，复制于一个无可争辩的公认的中国文化经典精品之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怀着代言中国和证明自身诉求的熊式一在获得了第一步的市场成功后，迅即全力投入到对剧辞雅丽、有"天下夺魁"之誉的传世经典《西厢记》的翻译工作中，不可能没有这一刺激的影响（在给熊式一的那封信中，萧伯纳正是将十三世纪的诗剧《西厢记》作为《王宝川》的对立面而推崇备至）。
事实上，对于熊式一及其《王宝川》能否为中国文化代言这一问题，国内，尤其是在中国的双语知识分子之间（即熊式一的国内同行们），讨论也很热闹。在当时中国人创办的著名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上，有过三篇较引人注目的集中讨论文章（本文开头引用钱锺书文章，虽只是略涉此事，但显然也在这一话语场中），按时间排序为：
（1）1935年8月第1卷第1期：Lin Yutang.Book Reviews:Lady PreciousStream（林语堂：书评熊式一《王宝川》）
（2）1936年3月第2卷第3期：Yao Hsin-nung.Book Reviews:The Romance ofthe Western Chamber（姚莘农：书评熊式一译《西厢记》）
（3）1936年4月第3卷第1期：W.Y.N.Editorial Commentary
毫无疑问，关于当时知识分子内心亟盼得到回答的那个问题——在以英文来想象和建构现代性话语并主动向外部世界表达自己、寻求沟通的同时，如何站住民族文化的立场，而不是被动变成西方的一部分——熊式一与《天下》同仁都是寻求这一问题解答的实践者。面对熊市已取得"轰动效应"的实践，《天下》在半年内发表的这三篇文章，虽作者不一，各自，但将其基本观点和态度连缀起来看，却呈现出一种有意味的关联。
较早发表的林语堂的文章，前文已述，主体是对熊式一创造性才华和能力的赞赏。他认为这出戏在伦敦舞台上的成功，相比"归功于其中文原作"，更应"归功于熊先生作为一个流畅的翻译者以及一个对中西戏剧技艺都了解甚深的剧作家的才华"，归功于"创作者""熊先生很专横、大胆地处理了材料"后那些"典型的英国腔调"和种种"令人轻松愉快的表现"。然而，林语堂又专门做了这样的特别声明："尽管如此，我不会允许熊先生以同样的自由去处理《西厢记》。他现在正在着手《西厢记》的翻译，而《西厢记》作为第一流的文学经典，每一句话和每一个音节都充满着诗意"
关于如何把握适应外部世界与捍卫民族文化精粹之间的微妙关系，林语堂认为关键是要区别对待通俗流行和经典。他显然不认为《王宝川》是中国文化"精华"，而是一个"本身不具文学性的剧目"，所以不必苛待，"应该以西方观众的礼节与接受度为准"。但译《西厢记》则要求"像翻译莎剧那般忠谨"
这一观点如同预告，很快就在随后姚莘农书评熊译《西厢记》一文中得到了响应。姚莘农认为熊译《西厢》徒有精美词句"莫名其妙"地堆砌，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诗，甚至将张、崔的幽会翻译成了俗套的电影中约会场景。他指出，语言的鸿沟虽然难以逾越，但翻译不应该以牺牲原著的精神和意义为代价，并因此对熊式一的理解能力提出了"也许是在伦敦背井离乡的生活让他的母语感觉日渐生疏了"的质疑。
我们已知道当时熊式一的名噪世界与其宣称的纯正中国性这一背景关系甚深，也当然会明白这一质疑是多么严厉。虽然熊式一有极其漂亮的英文和对通俗戏曲的成功翻译经历，但却因被认为未准确传达出民族文化的最精华部分，而被否定了在国际上作为真正的中华文化代言人的能力。
一个月后，温源宁领衔发出的"编辑的话"，则更像是代表刊物集体作出的关于此事的总结陈辞。此文一如之前，夸奖熊氏"对于英语的轻松自如的运用能力"使得"人物说话的语句如此流畅、自如和明晰，没有丝毫的局促牵强，所有单词都恰如其分"
但这种优点"更像是一个聪明的在校生对于巴里的作品的模仿。实际上，称呼熊博士'中国的巴黎'更为合适。熊博士在他的巅峰之作，如《王宝川》的翻译中，是最像巴里的。通过将巴里的剧作翻译成中文，熊博士已全然熟悉了巴里的风格与笔法，他掌握了所有巴里的诀窍。在《王宝川》中，几乎每句话都有着巴里的那种腔调"，"现在有很多人极为强烈地反对巴里的风格：供人消遣的家庭生活，多愁善感的小情绪，用剧中人密友一般的语调传达出来，这在一些人看来，太过谄媚，难以接受。
巴里的风格当然有着令人适意的优雅，不过这种优雅就如同一只波斯猫那样，极其谄媚巴结，悠闲又带着一点适当的淘气，……不喜欢巴黎的风格中这种'猫气'的人，在看熊博士的作品时，也会很自然地觉察到相同的东西。"因此，若要说熊氏的优长，不仅不在其"中国性"，反而倒是在于他对异文化的卓越"模仿性"，且这种模仿的对象似乎也并不那么值得称赞（所谓充满优雅却谄媚的"猫气"）——截至此文，《天下》终以一篇表态性的"编辑的话"，明确而彻底地否定了熊式一作为中国文化代言身份的合法性。
